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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