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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在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错误”的皇帝一样，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国帝王命运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历帝写出来的检讨书行文深沉、感谢真挚，从政冶失败、用人失察、行政失误三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上天”再给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机会。
与别的皇帝有所不同，这位笃信基督教的皇帝，在检讨书之外，还写了一封《告上帝忏文》。
《忏文》中，永历帝无限苦楚地向万能的上帝发问：为什么把当皇帝这个苦差事落在他头上？为什么既然让他当了皇帝，却不给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为什么让他吃这么多的苦？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何时才是个尽头？
他的确只能这样问问了！
他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在这朝代变更面前，完全可以厕身其外、苟且偷安、了此一生。但自已这特殊的身份，却只能让他在这皇帝这个位置上死撑，与国同存，与国同亡。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也是所有末代帝王的悲哀。他们先人向未来借下的巨额债务，需要他们这些后辈用高额的利息，一一补上。
无论是中国的“上天”，还是外国的“上帝”，都没有阻挡住清兵奔驰向前的铁蹄。
“成功劫收”昆明后，清军统帅多尼并不感念永历帝的“赠粮”之恩，马上派出吴三桂、赵布泰向永昌进军，以求将永历君臣赶尽杀绝。
在玉龙关，士气高昂的清军大败士气低落的明军，成功占领该关。
战败后的明军，在白文选率领下，纵火烧断澜沧江上唯一的铁索桥，试图用这道地险挡住西进的清军。
但经过大江大浪考验的清军，已不再惧怕这浪急滩险的澜沧江了。
他们借助夜幕的掩护，成功进行了武装泅渡。
渡过澜沧江后的清军，如过江之龙、出笼之虎，直朝永昌扑来。
李定国只得令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再往西撤，退往腾冲。
这年的闰一月十五日，李定国准备用来安身立命、东山再起的永昌府，也告“沦陷”。
几轮撤退下来，永历朝的疆土，就只剩下滇西的几个小县城了。
磨盘山之战
许多英雄，胜利面前，志得意满，昏昏沉沉；但在失败面前，却能志向坚定，百折不回。
李定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在不断失败面前，他胸中的血未冷反热，气未消反长。
他要寻求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给尾随而来的清军，予以猛烈的一击！
这合适的地点就是怒江边的磨盘山，时间是1659年的二月底。
这时的清军，已跨过怒江天险，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西边的磨盘山逼来，准备攻取腾冲。
磨盘山，山高道险、径隘箐深，小路上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
李定国旳“第六感觉”吿诉他，第一，这是一个绝佳的设伏之地；第二，常胜而骄的清军，必然会毫不防范地闯进这个地方。
通过前面的战例我们知道，凭险设伏可是定国兄的拿手好戏，当年在湖南衡阳，顺治的大堂哥尼堪，就稀里糊涂地被他用这一招，免费送上了开往“天堂”的快车。
为确保胜利，这一次设伏，定国兄还将其进行了“升级改造”。埋伏中有初伏、二伏、三伏三道，并且搬来地雷及大炮助阵。
初伏由泰安伯窦名望负责指挥，二伏由广昌侯高文贵负责指挥，三伏由武靖侯王国玺负责指挥。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
清军进入初伏后，初伏不动，让其继续前进，直到三伏地段。
在清军进到三伏后，初伏的明军点燃地雷（非脚踏雷或手拉雷，乃第一代点火式地雷），施放大炮，宣布战斗开始。
二伏、三伏的明军，在听到炮声后，同时出击，将“万恶”的清军，围而歼之。
细节决定成败，定国兄还作出了一个专门的规定：所有的参战部队，必须预先制作干稂，埋伏时不得生火做饭，以免被清军发现。
刚刚部署完毕，不请自来的吴三桂，就大大咧咧地带着清军，走进了磨盘山埋伏区。
细节的确决定成败，但不决定人心。就在胜利已向明军翩翩招手时，叛徒卢桂生出场了。
为能换取自己今后的“富贵荣华”，卢桂生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