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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
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
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
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文｝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人｝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书｝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屋｝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会战失败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成了废物一个。
不久，顺治帝应大清广大“监察干部”（御史）的强烈要求，将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全部下牢。
郑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关心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军（我们姑且称其为第三方面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此次生死大会战中，如何表现？
虽然孙可望早与永历帝貌合神离，但在“东进讨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两者却是不谋而合的。
自打宝庆失败，明清战场陷入僵局后，孙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战场上再创辉煌，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离皇帝的宝座，更近些。
但孙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场得意，战场失意”，如果此次挂帅出征，难免又有被失败“撞伤”的可能。
自己不能挂帅，选谁呢？
李定国已和自己分道扬镳了，无法用；冯双礼、白文选非独当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来想去，孙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宁战败，被自已一脚踢到昆明“闭门思过”的三弟——刘文秀。
很“豁达大度”的孙可望，转而以永历帝的名义，封刘文秀为“大招讨”（相当于督师），令其“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而此时的刘文秀，在干什么呢？
被“废置”的两年来，刘文秀己适应了这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的恬淡生活，整日里，他闭门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读书及教子读书上。
从高高的庙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后，他开始与寻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昆明，关于孙可望思谋取代永历帝，建立“后明朝”的传言，正风生水起，越传越广。
虽然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但百姓们一提出此事时，总爱用一个简单明快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
这个字眼，就是——“呸”！
一个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众不讲自明的政治倾向。
可望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对孙可望多年的了解，这位大哥有倔强的个性和偏执的人格，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是民心顿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功败垂成。
一边是“民意”，一边是“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