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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
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封锁长江、阻断南北、收复南方、徐图北伐”的天才规划，在他的脑海中，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这一规划，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郑成功、鲁王的“大明海军”，自吴凇口沿长江西进，占领镇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师伐罪“轰动效应”，并切断大运河这条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让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惨境地”。
第二步：孙可望的“大明陆军”，自湖南战场发起进攻，占领常德。尔后与沿江西进的“大明海军”，会师长江，进而完全控制长江航道，将清朝南北一截为二。
第三步：与此同时，李定国、大顺军余部发起进攻，最大程度地消灭“群龙无首”的南方清军，收复广东、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军”此时担当起封锁长江，阻制清军南下增援的任务。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兵北伐，驱逐鞑虏、恢复故疆。
这一天才的规划，堪称钱谦益版的“隆中对”。
但与原版（诸葛亮版）的“隆中对”不同的是，要让这一天才的规划变为现实，不能坐等刘备来“三顾茅庐”，而要主动走出去，策动众多的“刘备们”，才能付诸实施！
恰在这时，一个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红豆山庄。
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过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打过游击、摸过黑哨、宰过清兵，后被鲁监国封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参加过南方的反清复国运动，兵败后进入广西永历王朝统治区。
1649年7月在广西平乐，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遗言后，溘然长逝……
为了父亲的心愿，姚志卓在鲁监国兵败后，一路潜伏，一路飘泊，终于在贵州与永历朝廷建立了“组织关系”，成为南明朝的高级“统战干部”，专门负责在清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在与钱谦益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赤诚相见”的详谈后，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钱老先生的天才规划所吸引，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沟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历经千艰万险后，姚志卓终于到达贵阳，先行拜见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孙可望，并把钱谦益的天才规划当面告之。
正被湖南战场僵局拖得愁眉苦脸的孙可望，闻此规划，大加赞赏，当场拍板。
若郑成功的“大明海军”，能溯江西进，则自己将于明年年初，发起常德战役，造成大明水陆两军并进的局面。
接下来，为能取得李定国、郑成功这两大“抗清实力派”的支持及响应，姚志卓随后向永历帝单独上疏，在详细介绍这一规划的同时，也建议永历帝以皇帝的名义，令郑成功西入长江，李定国东进广东，以使这一规划实施起来，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虽身在安龙，但心却不安稳的永历帝，也被这一上疏所打动，他马上召见姚志卓，并赐宴慰劳了一下这位劳苦功高的“联络官”。
在召见中，永历帝表示，自己将随后下诏给李定国与郑成功，令其出兵策应。
认为一切妥当后，姚志卓同志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东归之路，以把这一“好消息”飞报钱谦益。
第三十一章 生死大会战
两攻广东
“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就在钱谦益孜孜以求地规划自己的复明大计时，广西的李定国，己经在“另辟蹊径”了。
这一“蹊径”，就是联络闽粤沿海的郑成功，进攻广东！
李定国在孙可望“不欢而散”回到广西后，发现由于倾兵北上，原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桂林、梧州己重陷敌手，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域，仅限于广西西北部。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李定国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据桂自守”，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广西全境，尔后关起门来，做一方“呼风唤雨”的诸侯。这一条路，风险虽低，但收益也小。
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