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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打破僵局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