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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可怜的动物陆续绝迹后，城中人们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于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虏的肉，便“堂而皇之”摆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让人对死亡产生麻木。即使在金声桓开展“放生”行动，动员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时，响应者却也寥寥无几。
“放生”行动共进行了三次，前后仅有二百多人“自愿出城”。
但就是这仅有的二百多人，也没有得到自我标谤为“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清军的保护。
谭泰对逃生者的政策，始终如一，即“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逼红了眼的他们，分别在金王两人的率领下，向城外大规模地发起了九次“自杀式”的冲锋，取得了击毙清军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的“特别战果”。
但在重重叠叠的战壕阻挡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却一回回地失败。
他们曾不断派人向永历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旧杳无身影。
在围困半年后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军己经无力举刀杀敌。
看准战机的蒙古兵，率先竖梯登城。
南昌最终像一片耗干了养份的树叶，在饥饿与屠杀中痛苦地凋零。
在随后血腥的屠城中，熬过饥饿、熬过战争的几万幸存居民，也无一例外地享受了清军“男人分杀、妇女分留”的“非国民待遇”。
在全城哀嚎一片的痛苦声中，身中二箭的金声桓，投帅府荷花池自尽。
大学士姜日广，随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自我了断。
王得仁则始终不改“英雄本色”，在清军阵营往来冲杀，三进三出，最后负伤被俘，处以最残酷的“磔刑”。
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帝在悲伤之余，对其三人给予了“追赠爵位”和“谥号表彰”的“事后奖励”。
南昌城破后，清军陆续攻取了江西其它州县，将这片土地，再次归于清朝的统冶之下。
在这片胜利的土地上，胜利者看到的，是一片血染的土地，痛苦的土地，仇恨的土地。
并且，这次代价巨大的胜利，也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汉族的赳赳武夫中，也不乏一股铁血抗争、豪迈不屈的气节。
南昌刚被围困的八月初，李成栋已亲率大军，自广州出发，越过南雄，进入江西。
此行作战的目的，预备先打下赣州，之后挥师北上，与金王的军队“会猎”于南昌城下。
赣州，之所以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文中，是因为其正处在南昌——广州的中心点上，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特殊的城市实在是绕不开的。
但这一次，李成栋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该城。
这是因为：
第一，他手中有十万人的军队，想前年，自己仅有四千人马，就能横扫东南，现在旌旗十万，难道还不能摆平一个刚刚经过战争摧残的赣州。
第二，赣州守将高进库，是他的“老战友”了。目前，这个重情重义的战友，己不厌其烦地派出信使，向他表示了愿意“弃暗投明”的强烈愿望。
九月下旬，李成栋率军跨过梅岭，分兵两路，直逼赣州。10月1曰，大军已到达城下。
为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李成栋连营十余座，并在当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篝火晚会”。
整个赣州城外，人如海，歌如潮，篝火如繁星，大炮也不时向城中喷射出“美丽的焰火”，将整场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拂晓时分，狂欢了一夜的明军回营就寝，准备在天亮，听取一下赣州方面“观众”的意见。
热情的赣州“观众”，等不到天亮，就分别从小东门、南门、西门出城，直朝“昨夜无眠”的明军冲去，用刀剑来表述他们对那一场“晚会”的意见。
尚在梦中的明军猝不及防，被“意见满腹”的清军迅速冲入营垒。
李成栋带来的这支军队，建成还不到三月，绝大多数是一帮无实战经验“新兵蛋子”。
而且，这支军队，重“老”轻“新”，重“北”轻“南”的思想问题十分突出，官兵关系极不融洽。
在清军左砍右杀下，“新兵蛋子”们自相践踏，不战自乱；老兵们因被分散到各营中，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合力，整个大军就这样像烈日下的雪人，瞬间消融。
事后统计，这次战斗，明军损失兵卒民夫一万多人，盔甲、骡马、器械半数落入敌手。
特别是费老鼻子劲，从广州运来的四十门新式火炮，全部成了赣州的战利品。
忿恨不已、后悔不止的李成栋，只得率残兵败将退回广东，以图再举。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充兵员装备，1649年1月，李成栋同志再次“组建”了一支人数在二十万左右的“新军”，再次北伐。
二月下旬，北伐的明军第二次越过梅岭，进入江西，作战的目标仍是赣州。
不知南昌己经陷落的李成栋，这回对赣州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扫清外围”的攻略。
可此时的赣州，早己是“今非昔比”。
在上一次险胜后，赣州城的“一把手”刘武元，就怀着迫切的心情，以李成栋必然会卷土重来为借口，不断恳请征南大将军谭泰发兵相助。
攻克南昌后，手头兵力宽裕的谭泰终于派出正红、正白两旗的“纯种满兵”，赶到赣州，使赣州的攻防能力大大提高。
1649年2月16日，这支满汉混合部队组成的清军，从赣州出发，向李成栋司令部所在地——信丰，主动发起反攻。
因为受到“反正”州县的节节抵抗，这支清军进展缓慢，直到2月29日，才挺进到信丰的附近。
在这里，他们与李成栋率领的明军展开激战。
明军失利，退守信丰，清军随后围城。
当时，信丰东门外桃江河水泛滥，难以涉渡。
“狡猾”的清军看准了这一点，专门采用了“围三阙一”战术，只对信丰城西、北、南三面围攻，单单放开了东门。
在清军“紧锣密鼓”的攻打下，无心恋战的明军纷纷从东门逃出，李成栋也被裹胁其中。
在明军渡桃江时，清军按计划从三门赶来，展开围捕，不计其数的明军落水身亡。
在战友的哀鸣中，幸存的明军向广东境内逃窜。
待逃到大庾岭时，明军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主帅李成栋不见了。
明军只得派出“寻人小分队”，秘密潜回信丰，寻找李成栋的下落。
一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的战马。
三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早己发僵的遗体。
经过检验，确信该同志是溺水身亡。
据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此次出兵，一向“生性豁达、精力充沛”的李成栋，忽然间却变得“精神恍惚、唠唠叨叨”起来。时而为前线士气不振而担扰，时而为后方粮草不继而发愁。
就在信丰突围的前夜，该同志忽然发出了一声“苟活万事重，死去一身轻”的长叹！
也许是他前半生造孽太多，也许是历史不愿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大名鼎鼎、纵横四海的李成栋，就这样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地死了，死在一道小小的河沟里。
“成栋在，广东存；成栋亡，广东失”，伴随着李成栋的离去，永历帝发现，广东，已实际不再是南明的天下。
就在永历帝仍沉浸在李成栋“意外身故”的哀伤之中时，湖南方面，传来了再让他“痛心疾首”的消息。
督师何腾蛟同志，在湖南湘潭被清军俘杀！
何腾蛟同志是在1649年1月27日被害的，但因路途遥遥、山水阻隔，当消息传到肇庆的朝堂上时，已是三月中旬了。
何腾蛟的被害，固然有大环境不好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他的咎由自取。
他实际上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人，一方面勇于任事，面对挫折失败永不低头；另一方面，却自私偏见，处处洋溢着一股“小家子气”。
在江西、广东相继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孔有德等汉奸部队被迫大踏步后撤时，湖南的当时“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就在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何腾蛟却做出了一个令“仇者快，亲者痛”的反常举动。他让手下的“第一猛男”郝永忠同志，忽然对正在宝庆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陈友龙部，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
何腾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陈友龙不仅有“国怨”，还有“家仇”。
“国怨”就是我们的何大督师，不能把“复湘”的头功让风头正盛的陈友龙给占了。
因为在他看来，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从他的手里丢掉了，现在就得还在他手里夺回来，别人无权“越位行动”。
“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