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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