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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贵人自有贵人帮”，就在朱由榔性命难保之际，一个“混入革命队伍”中明朝官员暗中保护了他，让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不久，张献忠又开始跑到四川寻找新的作案地点，朱由榔便乘机逃出虎口，以“难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潜伏”下来。
南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时，朱由榔终于否极泰来，被护送回广西梧州同父兄团聚。
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饱经风霜的老父亲朱常瀛就挂了。
随后，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变成了“安息王”。
这样，援引大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朱由榔便由两字的“永明王”自动升格为一字的“桂王”。
现在，具有浓厚“拥桂”情节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
但“老奸巨滑”的丁总督，在没有获得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并没有立即加入到拥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写信告知他这一“国丧讯息”时，他才丢掉幻想，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以瞿巡抚为首的“劝进”队伍中来。
1646年十月初十，经过照例的“三劝三推”后，年仅23岁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拥立为监国，国都暂定在他的登基地——广东肇庆。
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冲动”。
他把韶关前线一万二千多名的精锐部队调下来，让“国防部副部长林佳鼎”带着，去找绍武帝的“讨伐军”拼命。
11月29曰，两个在粤建国的南明政权，在广东三水县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第一仗，永历政府军胜。
初战告捷的“林副部长”充分发扬“宜将剩勇逐穷寇”的精神，率得胜之师直扑广州而来，企图将绍武政权消灭于“发芽状态”。
绍武政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林察，临危受命，承担起保卫大广州的任务。
他利用自己与“林副部长”同族＋同事的关系，写信伪降。
放松警惕的林副部长兴高采烈，挥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区，为他布下的“甜蜜大网”而去。
在这个“大网”里，林察总司令不仅为这位同族同事准备了陆军，还准备了海军（由招安的海盗组成）。
在林察总司令陆海军的联合打击下，永历政府军几乎全军覆灭，“林副部长”落水身亡！
永历政府唯一的这支机动部队，就在这场你争我夺的内战中烟飞灰灭。
“水货打败行货”的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军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员私下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跑路。
关键时刻，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要去组建一支“民兵”武装，来保卫中央。
就在永历政府还在对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议论纷纷时，广州方面传来了让他们“且喜且悲”的讯息。
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全部完蛋。
绍武政权为什么“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来，听到内战中大获全胜的绍武帝君臣，立刻一个个变成“喜洋洋”。
为了发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他们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继续对永历帝保持打压的态势，绍武帝继续陈兵边界，摆出一副“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架式。
就在这时，在福建“无事生非的清朝伪军部队”，在“集团军司令”李成栋，“政委”佟养甲的率领下，经潮州、惠州急速向广州挺进。
因为绍武、永历两政权正在“白吃白”，广东大地陷入了“无政府、无官员、无军队”的“三无”状态。
清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唯一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构成危胁的，就是那些仍在“坚守岗位”的塘兵（负责侦查、传送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