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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阶段仍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
所以，博洛脑子一根筋地坚持郑芝龙必须进京，而且要即刻行动。
至于郑芝龙担心的问题，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麻烦”郑芝龙以“教主”的名义给这些“心存不轨”的手下写信，请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在博洛这个不懂道理的“大绑匪”面前，一看“不识相就有会被破相”的郑芝龙只得一一照办。
做完了这一切，被绑架的郑芝龙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乡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进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尔衮及顺冶帝的亲切接见。但对自已的“工作及待遇”问题，这两个“主儿”都只字不提。
随后，他们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个“秘密的所在”，与“非典患者”一样被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渡过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后，忽然有一天，郑芝龙同志时来运转，被清廷授与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并光荣地加入汉军正红旗的队伍。
郑芝龙虽然精通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荷兰语，还做过专职翻译，但对满语这一小语种却一窍不通，所以他对这个“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当他在入旗仪式上拜见旗主时，鼻子都气歪了。
因为这个要拜见的旗主，竟是一个被他认为如蠢猪笨狗般的小人物——左梦庚。
左梦庚，左良玉的儿子兼接班人，在被黄得功打败后，率领大部分部下投降清朝，被阿济格带回北京当作“归顺标兵”圈养了起来，后因“表现积极”被升任汉军正红旗旗主，并负责管理刘泽清、郑芝龙这些“投降大腕”。
郑芝龙不服左旗主是有原因的，想当年，他与左良玉江湖论剑、谁与争锋的时候，左梦庚这个小屁孩，还在撒尿尿和泥泥呢！
但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已经年过半百的郑芝龙，现在就必须学会在左梦庚这个毛头小伙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连出城参加一次“北京一日游”，郑芝龙还得提前向左旗主打报告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出行。
唉！没办法，谁让人家比自己参加“投降工作”早呢！
后来，郑芝龙还搞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所谓的“一等精奇尼哈番”，翻译成汉语，就是个“一等子爵”。
在我国古代的爵位排名中，从高到低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这样算来，郑芝龙同志遭了一身骂，辛辛苦苦投了降，才仅仅混了个倒数第二的低等爵位。
在弘光朝时，郑芝龙同志已被封为南安伯。隆武朝时，再加封为南安候。
想当年，看今朝，郑芝龙心中的怨恨，如腾腾烈火，足以把那个当年哄骗自己的博洛烧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驶的列车，不慎于初，必悔于终。
可爱的郑芝龙同志，虽然反省错误的过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应该欣慰地看到。
在东南沿海，您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郑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郑成功抗清
博洛在“绑架”郑芝龙后，就开始拿着他的信四处招摇撞骗。
别说，郑老大的信还真管用，在这一页白纸黑字的召唤下，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却有一个郑芝龙“至亲至爱”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菊与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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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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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与郑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郑鸿逵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他坚定的引路人。
他们叔侄俩来到南澳，开始用丰厚的家资来召蓦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盗，纷纷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郑成功已成功拥有数千名身经百战的士兵。
郑成功的“不安分行为”招致了清军野蛮的报复。
1646年11月，他们攻进了郑成功的家乡安平镇，在例行的烧杀抢掠后，还奸污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这位刚烈的日本女性随之愤而自缢！
闻讯后的郑成功痛不欲生，他赶回了被清军劫掠一空的家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并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亲后，他来到文庙，脱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对着圣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发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
因为他从此坚信：儒生的竹笔不能抵御武士的马刀，文教的力量难以抗衡野蛮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样拿起刀枪，才能拥有生存的可能和尊严！
如果说他以前的举义只是为了“国恨”，那么，自今天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铭心的“家仇”！
为了能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他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647年7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8月，他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5月，再围泉州。
一连串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使郑成功逐步崭露头脚，成为一颗抗清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边，东南沿海的抗清队伍正汇聚成一支让清廷胆战心寒的力量。
鲁监国抗清
在郑成功招兵买马、徐图自强时，在闽浙沿海，当年逃亡到海上的鲁监国，已重返大陆，并把“抗清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1646年6月，鲁监国在张名振这位“忠实粉丝”的保护下来到舟山群岛，请求“岛军区司令”黄斌卿予以接纳。
前面说过，这个黄司令的“行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伦，永远包藏着一颗“忌贤妒能、惟我独尊”的祸心，曾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后黑了鲁监国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对张名振这一行人，黄司令虽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盘，拒绝鲁监国入城，但却没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划出一块地盘，允许这些落难的人们暂时“借住”。
黄司令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张名振是一对“儿女亲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亲面。
唉，任何时候，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啊！
鲁监国、张名振就这样在岛上居住了三个月，听潮起潮落，观日升日落，常等闲，白了青年头。
驻守金门、厦门，仍未降清的永胜伯郑彩慧眼识珠，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鲁监国独特的利用价值。于是在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将军周瑞率400艘兵船夹到舟山群岛，接处境困难的鲁监国由浙入闽。
但郑家的老大郑芝龙已决定降清，知道此事后，就派人通知郑彩小堂弟，请他把鲁监国“包装”一下，当作见面礼赠送给清军统帅博洛。
但郑彩对降清不感兴趣，为防止郑芝龙背后“捣乱”，他把“货真价实”的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个了长相相似的人作为“水货”，摆在那里等郑芝龙来“处理”。
由于博洛的鲁莽和短视，降清后的郑芝龙很快被“绑架”北上，鲁监国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过一劫。
博洛在靠郑芝龙的一纸书信招降了其十多万人马后，认为福建己进入了“和平建设期”，不久就率南征军打道回京了。
南征军一撤，清军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这时，鲁监国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示。
因隆武帝已经“壮烈驾崩”，独苗一根的鲁监国一复出，就立刻成为了闽浙两省抗清联军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郑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干爹隆武为正朔）。
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
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