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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了瓢，刚处理完靖江王这档子“家丑”后，朱聿键同志就又接到益阳王在浙江龙游自立为监国的不幸消息。
益阳王，是辽王朱植的后代。
现在，这家伙竟对外宣称得到慈禧太后（不是大清的西太后，而是弘光帝嫡母邹太后，现投河自尽）密旨，自已将作为朱由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出任大明监国，并在龙游、遂昌一带授官任职。
隆武帝简直要抓狂了！
不过，这位监国也没折腾起多少大浪来。
因为这位爷的人生理想，只不过是要借助监国的名号来卖官挣钱。在隆武帝下诏严厉斥责后，就灰溜溜地躲了起来。
隆武帝这下可真松了一口气。
第十八章 隆武帝的努力奋斗
“家事”的纷争让隆武帝感到为难，但“国事”的不可为更让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当这个皇帝，的确不是奔“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目标而来的，所以在称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贫乐道，艰苦朴素”的作风。
个人喜好上：他不饮酒、不游乐、不和女人交朋友。
个人用度上：他把原来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装潢，就直接拿来当作“皇宫”；
宫中只许使用磁、瓦、铜、锡等便宜货，不许用金、银、玉等高档品；
甚至还不许使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许用寻常布帛，实实在在保持了一个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准。
他当皇帝，是奔着“光复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的同时，在政冶上却对自己“严要求”。
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众的愿望就是朕的愿望”作为自己政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他大力整顿公务员队伍，净化官场环境，为此专门出台了“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强硬法律制度。对胆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邵武通判陈主谟、汀州市长王国冕、古田县太爷吴士耀等，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其次他大力争取沦陷区的民心。
当他听说南明军队每次收复失地后，一旦发现有剃发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杀时，就紧急颁发“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圣旨，对沦陷区的群众，声明不论其有发无发，一体保护。
此圣旨一下，立刻得到沦陷区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此后，隆武帝的军队每收复一沦陷区后，该地群众均能出人出粮、踊跃支前。与先前闻“军”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总体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优先”（镇压农民起义优先）为“御虏优先”（抗击清军入侵优先）。在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政府派来的招降使者马得厂。并诏告天下，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别小看这一政略的转变，南明以后能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十六年的斗争，均得益这一政略的转变。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是结束了党争，他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专长，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总结了明亡于党争的现实，为结束党争创造了舆论氛围。
随后，他下诏赦免包括阉党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对那个已成为过街老鼠的马士英，也允许其在江浙前线“建功赎罪、以观后效。”
做完这些工作后，隆武帝静静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兴奇迹”的出现！
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努力奋斗一番后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余辉。
外部：清军依然步步紧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个战场上向南明政权发动新的攻势，各地丧师失地、一败再败的“丧报”纷至沓来。
内部：隆武政府虽得到了南方各省“残明政府”的承认，但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钱”，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线”。
这下弄得隆武帝财政收分外紧张，不得已推出了“预征税于民”的政策。
福建民众负担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流行歌曲，表达自己对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满。
更让隆武帝伤心的是，福建仙游、永安、永福、永定、沙县、诏安、龙岩等地，竟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的反政府事件。
万余名反政府武装围攻龙岩县城，还打下了诏安县，杀掉地方官，劫走了库银。
隆武帝如同遇到了一道复杂的方程式，苦苦求证，难得其解。
经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反复论证后，隆武帝认为：朝纲不振、百姓不宁，根子在福建军阀头子郑芝龙的身上。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这个小公务员的儿子，从小就“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梁山好汉”的底子。
但这小子私生活不检点，十八岁时，就因勾引后妈，被父亲赶出家门。
人生，有时会跌入低谷。
但这并不可怕，跌入的低谷也许会成为攀登新高峰的起点。
关键的一点，在于自己如何把握！
郑芝龙这个小同志的人生，现在就跌入了这样的们低谷，举目四望，无亲可依、无友可靠。
但个性顽强的他竟凭着聪敏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混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郑森。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东南亚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谈虎变色的“海盗头子”和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
与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拥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陆盗”不同，“海盗”郑芝龙则拥有的则是巨大的经济野心。
为顺利实现这一野心，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后的他，凭着天下大乱的机遇和自己善于经营的头脑，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区域的行政权、国防权、外贸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他有了上百只大商船、数万人的私人卫队，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护费”后方敢下海航行。
在黄道周老先生发起的“拥唐”活动中，他看上了朱聿键“奇货可居”的价值，也上表拥戴，并热烈欢迎朱聿键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长期驻扎。
他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发展方式来一个大转变，由“经营商业”转变为“经营政府”！
对于郑芝龙的个人算盘，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过自己的笼络、感化、驾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郑氏家族，为己所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给了郑氏家族无与伦比的官爵和特权，还以自己无子为由，把郑芝龙那个混血儿——郑森，收作自己的义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并封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不久又封为“忠孝伯”。
但随后隆武帝就发现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废了，郑芝龙只不过想利用自已来维持郑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独大”的地位，对他下达的命令不听不从、敷衍了事。
隆武帝为收复失地，曾下诏宣示将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驾亲征，但郑芝龙却以财政困难，缺乏军费为由推辞。
隆武帝想让郑氏从其外贸收入中给国家分一杯羹，但郑芝龙却用“预征税于民”、“逼大户捐助”、“卖官售爵”来应对。
几番交锋以后，他们的关系从“两情相悦”发展到“相看两厌”，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热情和尊敬。
郑芝龙曾以自己在拥立活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在朝见时排在文武诸官之首。此议立刻遭到了阁首黄道周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将不能排在文武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学士之后。
隆武帝在这一礼仪之争上坚决站在了黄道周的一边，让郑芝龙大丢颜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帮老夫子后面亦步亦趋。
在一次朝会上，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为敲打郑氏兄弟，马上嘉奖何尚书直言敢谏，并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郑芝龙，处处创造机会地给何尚书难堪，致使何尚书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这样，郑芝龙仍然不善罢甘休，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书的一只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却无法动用皇帝的权力对“凶手”予以惩罚，只得以泪洗面，仰天长叹！
这件事，被“路边社”编成了“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动宣传，广泛转载。
万般无奈之下，隆武帝产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组建一支“新军”的想法。
隆武帝的忧、隆武帝的愁，急坏了一个人，他自觉地站出来，毅然上书，愿意组建一支“新军”，并代替皇帝外出督师。
这个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辅——黄道周。
黄道周现在对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的作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谁说文人不能整军经武？”他渴望自己这次能够带笔从戎，为君解忧，为国立功！
隆武帝感动之余，欣然同意。马上拜黄首辅为大明督师，让他先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首辅外出督师，崇祯朝有杨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杨嗣昌外出督师时，崇祯帝给了他调动全国人力、财力、兵力的权力。
史可法外出督师时，弘光帝也给了他调动江北五镇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钱粮的权力。
黄道周外出督师时，隆武帝能给他的，却只有几百张空白的“委任状”。
但黄老夫子竟凭着这些“委任状”，跑回家乡，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人民子弟兵”。
这支“子弟兵”，什么人也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儒生、小商贩、船夫，大家仅凭着一股报国的热血，便聚在了一起。
这支“子弟兵”，什么武器也有，大刀、长矛、鸟铳、弓箭、锄头，但更多的是，是家中常用的扁担，因此这支军队又被大伙呢称为“扁担兵”。
一心想效仿大儒王阳明，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力。
王阳明先生涉足军界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四十多岁，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有模有样的正规部队。
而今天的黄老夫子涉足军界时，却是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毫无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扁担兵”
当他带着这支队伍去见隆武帝时，皇帝也大为感慨。
为弥补自己在感情上的愧疚，皇帝下严旨让郑芝龙“出血”，为这支队伍配备了一个月的粮草。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老夫子带着这三千“子弟兵”从福州开拔，越过仙霞关，准备经江西到安徽，与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抗清义军会合，开辟南方抗清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为鲁监国的浙东地区）。
这支队伍，运输工具也很缺，只有十几匹马，结果是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江西广信府（今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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