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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的上书最终换来了多尔衮一通怒气冲冲的斥责：
“你们这些汉官，就知道对逃人一事各执偏见，全然不知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受累，流的不过是汗，而旗人为国打仗牺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没有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那有旗人为你们玩命，当年老朱家的王爷们鱼肉百姓时，何曾见你们打抱不平；当年李自成杀人放火时，何曾见你们出手相助。正是我们旗人来了，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你们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生活安宁。人，贵在知足，贵在感恩！”
发过脾气后，“缉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来，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窝主被抓被杀，但，汉人奴隶的逃亡仍然是有增无减。
前面说的这四条恶政虽然可恶，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仅涉及辽东、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而下面的这一条恶政，却危害到整个的汉族地区。在这条恶政下，数千万人不屈抗争，数百万人人头落地；在这条恶政下，多尔衮及顺治帝，都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
这条恶政就是——剃发易服。
这条恶政，源渊流长，早在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就规定其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在发饰和衣服上和满人看齐，男子剃去头顶四周的头发，梳起金钱鼠尾的发式；脱掉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对襟窄袖的满装，女子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并把此规定上升到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后金政权的政冶高度，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
皇太极时代，后金虽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汉化，但仍坚持剃发与满服这两项基本原则不变。
为何要坚持这一形式上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皇太极的心中，有三个这样的“特别情结”。
一、“我爱我族”的情节。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太极内心深处，自然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汉族虽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但在服装发饰方面，满族则是更“先进”的。它简洁、明快、实用、精干，让满族的男儿们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盘马弯刀、挽弓骑射，尽显英雄豪姿。皇太极希望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这种引以为豪的民族情感会随之“发扬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汉化，保持本民族纯洁性的情节。在皇太极执政后，曾组织后金的“文化人”翻译了汉族的二十二史，其中与满族“惺惺相惜”的辽金蒙古史成为皇太极经常翻阅的“历史教科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书中皇太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结果在“全盘汉化”之日，也就是“整个民族消亡”之时，对此，被征服的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名族名言”——“胡虏无百年之运”。
三、满族统冶长久的情节。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对于满人来说，可以时时牢记自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发奋努力、自强不息，永远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优越地位；对于汉人来说，也可以处处不忘本民族是一个被统治民族，应时刻谨言慎行、低眉顺目，对满人但存恭顺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多尔衮虽然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却深深受这三个情节的影响，以至于对“剃发易服”始终情有独钟。
在他最初入关进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过剃发令。但鉴于京城99。9％汉族居民的通力反对，立足未稳的多尔衮只得暂时收回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随着灭顺亡明一系列胜利的到来，多尔衮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复活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汉官跑来为多尔衮给力加油。
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多年儒家经典的教育并没有给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投靠魏忠贤、贪污索贿，让这家伙政治上沾满污秽，经济上充斥肮脏。
但这家伙风向标转换特快，在多尔衮刚进京后就首先摇尾乞降，以此原因顺利当上了新政府的礼部侍郎。
但还想继续进步的孙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没有能力为新政府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时，剑走偏锋，率先领家人“剃发易服”。
但“剃发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发现自己变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满族大臣不让他站满班，汉族大臣不让他站汉班。
在满汉大臣哄笑中出尽洋相的孙侍郎马上写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国实行“剃发易服”的必要性。
深受鼓舞的多尔衮终于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达政府令，要求全国男性公民在法令下达十日之内一律剃发，而后易服！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多五条”恶政的危害程度，就会发现，前四条危害了公民的财产、自由及生命，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而第五条，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权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应远远小于前四条。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说明我们还是不了解自已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轻生死重大义”的气节，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基因已深深沉淀于民族的血脉深处。
凭着这股气节，我们的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闯过“五胡乱华”的动荡，越过“辽金蒙元”的杀伐，几度跌倒，又几度爬起，终于迎来了隋唐的辉煌，宋明的繁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固执己见的习俗，这其中，包含着恭孝、仁爱以及尊严。
这种习俗，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主动地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不是暴力对文明、征服对奴役！汉族的历史上，不是也曾发生过“胡服骑射”的故事吗？
而“剃发易服”，却并非另一场“胡服骑射”的变革，它对于每个汉族人而言，不啻于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侮辱；对于整个汉族而言，不啻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阉割。
清代替明，爱新觉罗氏代替朱氏，这仅仅是国家的兴亡变迁。顾炎武老夫子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需要负责的，只不过一小撮享尽荣华富贵的特权阶层而已！
而“剃发易服”却是在亡汉族的天下了，顾炎武老夫子也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负责的，则是全体汉家儿郎。
沉默的汉族终于不再沉默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顿时燃起了反抗清朝新政府的冲天怒火！
也就从这一刻起，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第十六章 第一次抗清高潮
首先举起义旗，揭起第一次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隶常州府一个不起眼的小县——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的咽喉，其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了大批忠臣义士。
明代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谏，或以奏章忤，被称为“江阴一时三忠”。
后来，在这块土地上，还诞生过勇斗魏忠贤，慷慨赴狱，死于酷刑，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的缪昌期、李应升。
在弘光政权土崩瓦解后，不愿做降官的江阴县县长林之骥挂印而去。
这难不倒清朝新政府，自愿成为大清公务员的人多得是，很快，方享被任命江阴知县，走马上任。
方县长到任后的第一件政务，既不是减免赋税，也不是救济贫民，而是落实上级政府的指令，督使江阴县的男性公民剃发。
听到风声的许用等知识分子，于闰六月初一在孔庙的明伦堂举行和平集会，会上通过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倡议，并把此倡议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正在这时，常州府正式向境内的各县发出了严令剃发的文告。
当年没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因此，收到文告的方县长马上组织县衙的书吏连夜抄写，准备次日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
但耿气的书吏在看到文告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内容时，怒发冲冠，置笔大呼——“我等虽死也不能从也！”。
严令剃发、书吏拒抄的消息迅速传遍县城，县城的群众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县衙向方县长集体上访，请他向上级如实反映江阴百姓反对剃发的心声。
表面对百姓和言悦色、好言安抚，但暗地里，方县长紧急写成“秘密报告”，请常州府赶快派兵来江阴“多杀树威”。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秘密报告”未出江阴县城就被大家截获了。
“和平请愿”马上升级为“暴力革命”，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方享同志光荣地成为江阴革命的第一个对象，被革命群众的“铁拳”整得一命呜呼！
从揍死方县长的这一刻起，江阴的百姓就知道，在清政府强大的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已无任何路可退。
可他们也不想去寻找任何退路，对他们来说，誓死捍卫本民族尊严就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归宿。
已经行动起来的江阴百姓马上做了三件事。
选出自己的领导——原县公安局局长（县典吏）陈明遇任江阴县“民众自冶委员会委员长”；
亮出自己的名号——江阴义民；
打出自已的旗帜——大明中兴。
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当了“委员长”陈明遇同志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贤让贤。
这位“贤”就是他的前任，也曾做过江阴县典史的阎应元同志。凭借多年的了解，他发现这个老友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军事才能。
现在的“阎贤人”，之前已被弘光政府任命为广东英德县主薄（县办公室主任），但因老母病重，正在乡下的家中尽孝。
接到“陈委员长”邀请的阎应元同志二话没说，含泪辞别母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国尽忠的不归之路。
在阎应元同志进城后，“陈委员长”立即将一把手的位置让与这位老友，自己心甘情愿退到副手的位置上。
这不是胆怯，而是对自身能力审定后的正确抉择。
我们把在某一领域，通过勤学苦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称为人才；而把无需拜师学艺、苦熬苦练，就能触类旁通、一举成功的人，称为天才。
很幸运的是，江阴县的阎应元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军事天才！
在我翻阅过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阎应元同志与军事有关的从业履历。个人档案中，唯一能与战争沾上点边的事迹，就是曾领着衙役们，跑到乡下去缉盗捕贼，三箭射退海盗顾三麻子。
他意识到清军不久将至，在对双方优劣比较后，做出了合适的对策——据城坚守。
当年在宁远城，另一个军事天才袁崇焕就凭借这一战术创造过奇迹和辉煌。
为保证战术的正确实施，阎应元同志紧接着采取了五项措施。
一、组建部队：阎应元对县城所有居民按丁壮老幼进行分类，挑选出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另会合从江阴各乡赶来的“志愿军”，组建了约二十余万人的守城部队。
二、分工负责：东门由武举人王公略负责，南门由汪把总负责，西门由陈明遇负责，北门由阎应元自己负责，陈明遇及阎应元并负责总的联络及巡查。
三、定岗定人：每个城垛按十名人员进行配给，一日四倒，按时换班，保证各班次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肃清奸细：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