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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其他飞行员一样，在多处训练营接受过训练，例如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和彭萨克拉、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维尤，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1944年春，弗洛伊德和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一起练习飞行轰炸。他们中队驻扎在俄勒冈州的阿斯托里亚。之所以把阿斯托里亚选作训练营所在地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天气有多好。有个飞行员回忆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海岸附近上空总是低低笼罩着一层潮湿的乌云，这种乌云越积越厚。正是由于这种天气，我们很快就能在飞行中熟练地使用仪器进行导航。”
弗洛伊德那时驾驶的是一架TBM“复仇者”，那是一种“鱼雷轰炸机。”但后来在太平洋参战的时候，他的飞机并不用发射鱼雷了。因为这种飞机的任务是靠低空飞行发射鱼雷来炸毁日本军舰的，后来绝大多数被改装成了下滑轰炸机。
“复仇者”轰炸机，长40英尺，翼展54英尺，体积大、重量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中数它最重），这也就是说，这种飞机可以在空中飞行得很稳——举个例子来说，它比迪克·沃尔霍夫驾驶的那种“俯冲者”还要稳。它最远可飞行1000英里，视需要可飞行至3万英尺的高空。这种飞机坐起来也相对较为舒服，“TBM的座椅很宽敞，”耶西·诺尔回忆道，“我们的座椅上还有扶手；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几个小时。”但它飞行时的噪音的确很大，飞行员们通过戴上飞行帽里的泡沫耳罩来隔绝噪音。
下滑轰炸机通常每四架一组组成一支“飞行分队”，其中每两架组成一个“飞行小队”。同敌机交战时或者开始轰炸飞行时，这四架飞机就会变成两支小队，但通常来讲，飞行员们就算队形散开后，也还是会结伴作战。这一点与日本飞行员截然不同，他们在战斗中各打各的，相互间很少合作，也不运用什么团队作战战略，且随着战争的推进每况愈下。
下滑轰炸就像俯冲轰炸一样，是门艺术。它需要飞行员以接近完美的角度来俯冲。如果俯冲时的角度太大，那么飞机就有可能翻过去；如果滑翔的角度不合适的话，就会错过轰炸目标。在向上拉升飞机的时候，飞行员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惊慌，一旦把操纵杆往后拉得太用力就会导致飞机失速。
“复仇者”这种飞机一旦操控得不当便是一样自毁性很强的武器，因此对飞行员的训练就显得至关重要。
“鱼雷轰炸机不能像俯冲轰炸机那样以一个很大的角度进行俯冲，”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道，“这就是下滑轰炸。我们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高度时开始围绕轰炸目标盘旋，减少马力以使飞机下降，滑翔至距地面200英尺时，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立刻离开。”乔治·布什、弗洛伊德·霍尔与其他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练习下滑轰炸飞行。“我们轰炸俄勒冈州那些无人居住的沙嘴地区，”黑兹尔赫斯特对我说。“我们飞行时，教练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盘旋，观察我们的飞行，并给我们的轰炸打分。”
这种强化训练也促成了飞行员小伙子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弗洛伊德真是个不错的家伙，”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他特别幽默，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一个中队里，总有那么几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乔·怀特、弗洛伊德·霍尔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海军进驻阿斯托里亚之前，那里曾是个小渔村。“平日里的晚上，弗洛伊德、乔和我经常去一间叫‘阿马图宫’的夜总会玩，”比尔回忆道。“那当然不是一座宫殿，但我们一起在那儿打扑克，喝啤酒，追姑娘。”
比尔说道：“他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浅棕色的头发，皮肤白皙……弗洛伊德是个讨女人喜欢的家伙。”从弗洛伊德·霍尔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比尔的评价是正确的。和他们在一起的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附和比尔的说法，“姑娘们都很喜欢弗洛伊德。他总是能约到女孩子。”同在阿斯托里亚那个穷乡僻壤接受训练相比，弗洛伊德更喜欢和女孩子们泡在一起。周末放假的时候，弗洛伊德、乔和比尔就会抓起几个避孕套，拦一辆顺风车去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波特兰。他们在波特兰的旅店开上三个房间就去找姑娘了。他们三个穿着军官制服，身材又棒，样子很吸引人。“像我们这样的在波特兰可不多见，”比尔说。“在那儿，人们很少见得到海军军官，常有女孩子们主动来找我们。”
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这个来自密苏里小镇的小伙子在俄勒冈玩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弗洛伊德当时经常和不同的女孩子在一起，”比尔说，“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我们在波特兰度过了很多疯狂的周末。”因为总有许多女孩子围着英俊的弗洛伊德转，他慢慢地也变得挑剔起来。“他后来只和金发碧眼的姑娘出去约会，”比尔回忆道。“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那样的姑娘也多的是。”
尽管周末的时候他们玩得很疯，但早上飞行时，弗洛伊德总是准时出现在机场。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准备起飞时会和弗洛伊德打招呼。格伦与马弗在个性上完全不同，但在工作中却是亲密无间的好搭档。
格伦是个机枪手，坐在“复仇者”上部的炮塔里。这个从堪萨斯农场里走出的男孩很结实，话不多。“格伦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同在一起训练的查尔斯·查德韦尔说道。“他是个红头发的安静男孩，总是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降落伞装配工迈克·戴克60年后这样描述当年的格伦。
机枪手格伦和无线电技师马弗分在一组，马弗在飞机里坐在格伦的下方。马弗长着深色头发，性格外向，是个来自洛杉矶的时髦小伙子，他就喜欢引起别人的关注。“让我来说，”他的好朋友罗伯特·马丁回忆起当时他们走进一家商店准备侃价时他这样说道。“马弗那时候挺前卫的，”迈克·戴克回忆说：“他常把头发挑染成不同的颜色，我们叫他‘好莱坞’，因为他总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戴克继续说道：“他们两个人真是没有半点相同的地方，格伦·弗雷泽非常保守，而马弗·梅尔尚却非常开放。但他们相处得很好，合作也很愉快。”
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是一对搭档，他们的飞机是一架由鲍勃·金少尉驾驶的“复仇者”号。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当时和他们在一起训练。“吉米和格雷迪截然不同，”拉尔夫回忆说，“格雷迪非常安静；不善交际。他从不说别人坏话。”可来自东海岸的吉米却完全不同，他说话很快，“吉米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拉尔夫说。“他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格伦、格雷迪、马弗和吉米都是同一批报名参加海军的，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兵训练营里接受正规训练。最开始阶段的训练内容和水手们的训练基本相同。“海军新兵训练营的生活很艰苦，”机枪手莱尔·康斯托克回忆说。“我整整12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基地；我甚至有10个星期连身份证也没有。我们就是不停地训练和学习：练习打结，学习与船相关的知识，并了解海军的纪律与做事方式。”
美国海军的纪律很严明，但并没有日本军队里的那种暴力摧残。“在那么大的噪声中超负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一种折磨了。”文斯·卡纳扎回忆说。
在新兵训练营，“上面讲到，我们是拥有责任和权利的，”文斯解释道。“我们知道身为一名海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如果违反了军纪该受到何种惩罚。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也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被清楚地告知，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对待，就有权请求保护。”美日两国的训练体系中另一点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待领导者的态度。“我们曾经上过一节课，课堂上老师假设了一种情形，”文斯说。“我们从中学习如何与那些你认为做事有问题的人打交道，还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处理问题。”而日本军队培养出来的士兵只是出于敬畏和受到威慑一味地服从上面的命令和指示。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一旦日军部队的指挥官被杀了，手下的士兵就会乱作一团，而美国的小伙子们就算是没有人指挥也能按部就班地继续作战。
海军为了选拔尖子，让炮兵连对新兵进行考核。“在被选中当飞行员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分数都名列前茅，”文斯回忆道。战争结束60年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罗迪·道尔还清楚地记得那场考核有多难。罗迪是一名正规军水手，但他当时却想当一名机枪手。“我一直坚持自学机枪手的书，”他说。“我甚至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最后，考试的那天到了。“他们在天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那是一发从飞机的防弹板后射出的子弹，防弹板就是用来防止子弹打到螺旋桨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通过那次考试，于是大家又回去接着努力学习。”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纳扎说。“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过一些电影之后就想去为祖国报仇。我当时就想当一名空中机枪手。”文斯、罗迪，还有其他机枪手们个子都不算高，坐在鱼雷轰炸机狭小的炮塔里刚刚好。“炮塔就是一个直径30英寸的球形舱，形状就像个网球似的，”罗迪说。“炮塔外有一个树脂玻璃罩，机枪就是从那里伸出的。炮塔内的座椅很小，你的后背必须紧贴在墙上。你的一只手放在能够扭转塔楼射击方向的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就放在机枪的扳机上。”正如机枪手罗伯特·奥弗鲍解释的那样，“整个炮塔都可以旋转，它是在一个圆形轨道上旋转的。有的时候你的膝盖就垫在下巴下面，但整个身体却是头朝下的，这时候炮塔就是以一个球形旋转的。”
飞行员往前看的时候，机枪手就面向后面，因此就成了飞行员的“后视镜”。机枪手L。E。布林森说道，“机枪手只能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但却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3）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机枪手格伦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训练。新兵训练营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被送往航空军械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节奏快、强度大。“我们每星期都要新学一门课，”莱尔·康斯托克回忆道。“第一周我们与各种工具打交道，扳手、螺丝刀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小型枪，然后就是机关枪了。我们必须得知道枪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称，并且要当场将它们拆卸下来。教官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要求我们在一分钟内把一杆机枪拆卸后再组装起来。”
罗迪记起，“我们天天和那些枪打交道，直到最后对它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我们眼中，那些枪和牙刷没什么两样了。”
从军械学校毕业后，格雷迪和格伦继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