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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长大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镇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纪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20世纪的影子。收音机是乡下惟一普及的家用电器。大多数家庭那时还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当时在这儿修筑铁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尔，所以这里就叫做阿索尔了。”格伦的表哥尤金·弗雷泽告诉我说，“这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人。铁路修完之后，人口数就降到了200。”
“格伦的祖父过去是个拓荒者。”尤金说，“他有个大农场，他和格伦的父亲就在那个农场上干活。格伦住在离那个农场不远的乡下。”尤金还记得那时和格伦一起在祖父的农场上收割小麦和黑麦。“我们自己带着午饭去干活儿，每天拿25美分的工钱。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阿索尔的生活是宁静的。“我们把好多硬币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的时候，硬币就被压扁了，”尤金回忆道，“我们还盘算着通过从沙子中提炼钻石来发财。想想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钱的，连沙子也不例外。当时的1美分能买到满满一大捧的软糖呢。”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格伦大概就得以在家乡的农场上幸福地生活一辈子了——至少是在堪萨斯市生活一辈子，因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父母搬到了那里。他最喜欢上的课是钣金工课。在报名参军的表格上，他在业余爱好一栏填的是“打猎和钓鱼”。上高中时，他在一个修建活动房屋的建筑工程队干活，如果不是爆发了珍珠港事件，他大概就会一直做这份儿工作了。
高中毕业1个月后，格伦去参加海军体检。在那儿，医生们认定这个身高5英尺1英寸、体重110磅的小伙子具备为山姆大叔飞行的身体素质。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飞行员（3）
当乔治·布什告诉父亲想要去当海军航空兵并且要推迟上耶鲁大学的计划的时候，普雷斯科特是很支持的，可他也有些犹豫。那个时候，全国的父母亲都被两种思绪困扰着——一方面，强烈的爱国热情敦促着他们把孩子送去当兵，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孩子们都还只是孩子啊。
陆军部长亨利·斯蒂姆森应邀参加乔治·布什就读的高中毕业典礼，并在学位授予仪式上讲话。乔治回忆道：“斯蒂姆森部长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尽管美国需要很多军人投入战斗，但若想为国效力，我们还是应该在参军之前多受点教育。典礼过后，在礼堂外拥挤的走廊里，父亲就我未来的计划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爸爸相貌威严，6英尺4英寸高，深眼窝，蓝灰色的眼睛，嗓音洪亮。”
“他说，‘乔治，部长说的这些话让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答道：‘不，爸爸，我打算去参军。’”
他的父亲点了点头，然后握住了他的手。
多年以后我问起前总统布什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取斯蒂姆森部长的建议，他回答说：“部长讲那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当时就是想去飞行，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当个飞行员。”
乔治在18岁生日那天报名参军了，那一天是1942年的6月12日。“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当时有点害怕，还有点紧张。”他回忆道。后来他接到了命令，让他2个月后去北卡罗来纳州报到接受训练。普雷斯科特·布什去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送别儿子。布什总统后来告诉我，“我爸爸可能想让我呆在家里。我觉得我是火车上最年轻的一个。”乔治的爸爸从来都没有企图劝阻自己的儿子。然而当他们在站台上道别的时候，他父亲的内心感受便表露无遗了。乔治记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
和乔治不同的是，有些孩子没有父亲，没有谁可以就参军这件事给他们什么建议。来自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迪克·沃尔霍夫1942年7月报名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迪克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几乎想不起父亲的样子。父亲去世那天是1932年7月26日，那一天恰好是迪克8岁的生日。
迪克的母亲劳拉为了抚养三个孩子每周工作6天。迪克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劳伦斯比他大1岁，露西尔是大姐。丈夫死后，劳拉·沃尔霍夫开始学习美容，后来开了一间小美容院。家里人就住在美容院的楼上。
简·拉西特住在沃尔霍夫一家居住的那条小巷的对面，她记忆中的克莱森特是“一个有3000人的小镇，那里的人常常去教堂做礼拜。镇上有两家电影院（雷克斯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还有方格围裙餐厅里那一方巴掌大小的舞池，在那里我们可以随着当时流行的音乐跳上几步”。
她还回忆说，“迪克很害羞，他不大跳舞。”
魁梧又帅气的迪克擅长三项体育运动——橄榄球、篮球和田径赛，他是克莱森特老虎队的选手。在学校年鉴中他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道，“人人认识他，人人喜欢他。”他还有一份课余兼差，是在加油站给轮胎打气。但对他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照看家里的一切。
“迪克是个顾家的孩子，”他的姨妈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他妈妈常常骄傲地跟我说：‘迪克今天帮我打扫房子了。他把所有该洗的衣服都洗了。’”
精力充沛的迪克把自己赚到的一点点钱拿回家里贴补家用。“他由母亲带大，他妈妈为了抚养几个孩子必须努力工作，”迪克的朋友约翰·安德森告诉我，“他家的收入不多。”
迪克的哥哥劳伦斯回忆说：“妈妈每周工作6天给别人弄头发。姐姐高中毕业后，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俩，后来我学会了怎么做罐头四季豆。”
迪克成长的那片宽广的平原笼罩在广袤的苍穹下。很多人看着脚下，寻找方向，但也有人仰望蓝天，憧憬未来。在高中读毕业班的时候，迪克告诉妈妈他想加入海军去开飞机。劳拉·沃尔霍夫私下里和姐姐说，为迪克在参军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她简直快疯了。很多年后鲁阿·斯特雷特告诉我，“没有丈夫在身边，劳拉做起决定来要难得多。”“她必须自己拿主意，很多次她对我说：‘迪克还这么年轻，我可真不想让他走。可是，当飞行员是他的梦想。但他实在太年轻了。’这样的话我听她说了不知多少回。”
当然，那些17岁的男孩子们并不觉得他们自己“太年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连打仗也不例外。那个岁数的男生信念坚定，不可动摇，他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迪克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体重169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向母亲请求，说他已经为飞行做好了准备。鲁阿姨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只有飞行，他真的太想去了。”
劳拉·沃尔霍夫最后也软下心肠，在独立日那一周的周末为迪克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意他报名加入美国海军。1942年7月6日星期一，一大清早儿，迪克便把那份同意书拿到了征兵办公室。劳拉给鲁阿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最后的决定。劳拉那个时候40多岁了，已经失去了丈夫。而那时候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劳拉很现实，她清楚地知道迪克想要做的这件事充满了危险。
然而，迪克的脑海里却从没想到过危险这个词。在他看来，战争是一次光荣的冒险。鲁阿姨妈回忆起当劳拉同意儿子去当兵时，年轻的迪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悦：“劳拉说她刚在文件上签了字，迪克就抱住了她，微笑着说：‘妈妈，您让今天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就像全美国的男孩子们各不相同一样，他们报名去当飞行员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儿。有些人梦想着成为飞行员中的精英。19岁的卡尔顿·施密特来自纽约州的科孚，他回想起当时参军的动机时说：“我决定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和要求比陆军要高，也就是说加入海军难度更大，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会和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
“我认为海军航空部队是最难考上的，”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贝京回忆说，“如果我考不上海军，下一步我就会考虑加入陆军航空部队。”
飞行员比尔·康奈尔说：“我为那些在西雅图崛起的海军而着迷，30年代时，西雅图主办了海军的舰队周，太平洋舰队就停泊在普吉特湾。我们小孩子登上了汽艇去参观那些大船。我1942年6月高中毕业时，看到有一期《飞行》杂志报道了有关海军航空部队的新闻。那上面还有一幅停泊在彭沙科拉城的水上飞机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酷了！”
还有的人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报名当飞行员了。耶西·诺尔说，“我是12月11日报名参军的，在那之前我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但在当时看起来，要想去打仗，当个飞行员倒是不错的主意。”
德温·罗伯逊向我讲述他报名的经历时说：“我那天喝醉了。”他当时和弟弟刚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大学酒吧里喝了酒，“我们路过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写着‘来当海军飞行员吧！’我弟弟就对我说，‘这不是在说你吗？你可以当个军官的。这可比当个步兵强多了。’我说：‘可我连飞机都没坐过呢！’‘我们去和征兵的人说说吧，’他说道。”
利兰·霍尔德伦也是喝过酒之后才下定决心的。“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正在那儿喝啤酒，说起了刚刚看到的那则征兵启示，我们俩都觉得应该去当飞行员。海军征兵办公室就在街对面，而陆军征兵办公室却远在三个街区以外。所以我们就去海军那里报了名，然后又回去接着喝酒了。”
来自堪萨斯州夏努特的查克·加尔布雷斯回忆说，“我祖父母有一座农场，那里有个东西叫耙地机，就是一种用木头做的农具，12英尺到15英尺宽。使用的时候用马拉着，耙子末端的尖头就会把干草撮走。我干活儿时就坐在上面看着前面那些马的屁股。有时头顶会有架飞机飞过。我当时想，他们飞行员的工作条件比我好多了，挣的钱也比我多。我在工程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看到过一整版的广告，上面说，‘你也能挣出一对金翅膀。’就是那则广告让我有了当飞行员的想法。”
还有一些人最初只是报名做水手，但后来经过训练就成了坐在飞机驾驶员身后的机组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布拉克顿的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对我说：“我自愿加入海军。这是战争。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去。’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选择。船在公海上航行，我就站在船头，这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
有的人报名当飞行员是为了避免在地面上打仗。“我考虑再三，觉得最好还是在他们要我去当兵之前就去报名。”来自旧金山的阿尔·林斯特龙回忆说，“于是我就报名加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我可不想去当步兵。”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A。M。史密斯在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军官训练队服役。他回忆道：“一年夏天，我正在部队接受训练，有架战斗机和我们进行模拟炮轰演习。我目睹了演习的全过程，心想，那些飞行员的工作比我在地面上的活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