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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你，等着要你，我可是只好在水里呛水，等着淹死呢！”
陆丽娘看着她的夫君，这时觉得他既可怜又可爱，禁不住动情地扑在沈万三怀里：“你呀，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会跟别人跑的呀，你看看，你又来了！”
沈万三也动情地抚着陆丽娘的头，感慨起来：“这个关帷，是不是真的有点花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一个大男人，这么不要脸地缠着别人的老婆，自己外面不会去找呀？”
陆丽娘看了沈万三一眼，直起了身子：“哼，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你呀，身边要是没有女人，不知会怎么地去找你的芳草呢。从这点来说，这个关帷比起你，可也真算个男人，只要一个，得不到，绝不左顾右盼，就这么痴汉等老婆地等！”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去做西施与陶朱公啊！”沈万三看着陆丽娘，笑了笑：“把我送给朱元璋去，你们俩，可……”
陆丽娘一下子捂住沈万三的嘴：“官人，你别说了，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你！”
沈万三抚着陆丽娘的手：“你呀，好的时候真好，可让人吃不消的时候，也真是……”
陆丽娘抬起头，又圆睁了杏眼：“真是什么？”
沈万三看着陆丽娘，久久地无言，接着猛地将陆丽娘揽在了怀中。
三天以后，他们乘坐的小船漂在了太湖浩淼的水面上，这里离苏州已是一箭之遥了。
公务余暇，朱元璋和李善长、关帷一道到秦淮河畔微服私访。
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前，各种杂耍、生意人摆的摊子引来一阵阵拥挤的人群。在这些人群中，朱元璋正和李善长边走边说，关帷和几个身穿便服的卫士跟在他们身后。
一个橘子摊前，李善长上前买了几只，分递给朱元璋一只。朱元璋接过橘子，把玩着对李善长说：“我长这么大，只是过了江到了这应天才知道世上有橘子这东西。”说着他感慨起来：“我朱元璋出生在安徽的苦地方，自小给人放牛，父母兄弟都死于贫病交加。说真的，我生平最恨奢侈，平日里也只是粗茶淡饭足矣！”说着他撕开橘子皮，抽出橘子的一根根筋络：“我也最恨那些贪官污吏。在我帐下，若有贪污受贿者，我就像剥这橘子一样，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关帷走在后面听着，接着抬起头看了看朱元璋的背影。由于上次的告发，倒也使他在幕僚中鹤立鸡群地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问他是何处人时，他隐去了在吴江汾湖长大的历史，只说自己是河南人，来应天投朱元璋前曾在苏州当过账房先生。听说他在苏州呆过，朱元璋立即考虑到今后要是从张士诚手中拿下苏州，关帷这种在苏州住过的人，倒是用得着的人，因此常常亲自召见他，也常常派他完成一些机密之事。
朱元璋一行走到贴着封条的沈字商号应天分号的丝绸店前，见店号门上正交叉地贴着封条。上次派人捉沈万三，没想到倒让他跑了。关帷当时就明白，陆丽娘把他给耍了。其时，看着朱元璋听说没捉住沈万三时的震怒，他心里面倒害怕起来。是他在陆丽娘面前说要做陶朱公和西施，也是他让陆丽娘回去做什么准备，结果导致沈万三和陆丽娘的双双逃遁。所有这些，要是让生性多疑的朱元璋知晓，只怕自己会被认为是既通风报了信，又假惺惺地来禀告这么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是个什么角儿的人。甚至，朱元璋会不会怀疑起自己与张士诚有 关联……关帷看到了危险。这里不是在陆德源家中，也不是在陈肥商那里，这里可是刀光剑影的政坛上。稍一不慎，可是要掉脑袋的。他暗暗地在心中给自己立了个戒条，对陆丽娘这个女人，当断不断，今后必受其乱。自己已是官场中人，即使心中仍有着对她的情感，但也不能和她再有什么瓜葛了。再说，她这么无情地玩了自己，自己对她那么痴情，这算什么呀？他对这个他曾爱过的女人，也有些恨意了。只是幼时那唱过的童谣，哥哥中有妹妹，妹妹中有哥哥什么的，还是那么地揪住他的心。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九十八
看着上了封条的店门，朱元璋依稀想起什么，问正愣着神的关帷：“你上次说的那个沈万三，他是不是原来叫沈富？”
关帷猛然停止胡思乱想，集中思想地回到朱元璋问的事上来，可他并不知道沈万三原名叫什么，因此怔了一怔：“沈富？这，小人不知！”
“哦，大约不是他！就这么几年工夫，哪里会这么发？”朱元璋奇怪自己，怎么上次听到沈万三这个名字时，会老想起当初在淮西古道上的一个讨乞的商人来，因此自言自语地说着。
关帷在一旁奇怪地看着这位主子。
朱元璋抬起头，颇仇视地看着那字号上的“沈”字。这位放牛娃、小和尚出身的统帅，由于少时的经历，至今仍对有钱人怀有一种仇恨。
李善长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曾接到府内的一份文书说，现在市面上东西难买，原因是应天的一些外地商人开的店，有几家已开始搬出应天，据说店主他们是也怕被朱元璋封了。更多的是彷徨起来，连货都不敢进，等着把存货卖光了再说。此刻他看着那门上的封条，对朱元璋说：“主公，现在元失其制，天下几分，各自均物资匮乏，应天城中诸多物资全靠了这些商贾从夹缝中经营。现大王封了沈万三这个店，只怕是让天下生意人却步不敢来应天了。”
朱元璋一惊：“这，会么？”
“沈万三富甲江东，这种人本该竭力拉拢，如何可用一个封条将其封杀？这一封，不是让他死心塌地地守着那个张士诚了么？”李善长说着，看了一眼近来似乎得到朱元璋信任的关帷：“再说，他要救张士德，也不过就是据关帷说说，送了点东西托了他一下而已，别的他可没干什么呀！”李善长说。
朱元璋思索着李善长说的话，琢磨出那话中似乎还有会不会是关帷背后做些什么动作以哗众取宠的意思，但他没开口，他不想打断李善长的话，只是看了下关帷，心里想，让你听听也好。
李善长继续侃侃而谈：“主公现在正和张士诚打着仗，这沈万三能从苏州来应天，肯定是背着张士诚的。你想那张士诚可会同意他们东吴的商人来我们应天？因此，不管他是为赚钱，还是想摆脱张士诚，我们都该要稳住他。嘿嘿，不要小看这种商人哪，他联络起同行，能让你日子过得舒舒坦坦，也能叫你别别扭扭。”
朱元璋看着李善长，心中有了几分同意，缓缓地说：“我虽然恨这些商人，但我还是得听你的！”说着，他转身命身后的卫士：“传我的令，将那些封条揭去！”正在这时，一个骑着马的校尉，疾速而来。他见着朱元璋，连忙翻身下马，对着朱元璋跪了下来：“禀告主公，那个张士德在牢中绝食七天，刚刚在牢中死去！”
２张士德死于应天，死前捎话给张士诚，宁可降元，也不可屈服于朱。方国珍北伐张士诚，兵临昆山城下。张士诚计出无奈，倒旗而降元
如果说上一年张士诚克平江、据东吴是开了一个大利市的话，那这第二年，却是他倒足了大霉的一个年头。二月失了长兴，三月常州被朱元璋军攻破，五月又失了泰兴，六月失江南要塞江阴，七月失常熟。不仅如此，他的主要的顶梁柱——二弟张士德又作了朱元璋的俘虏。朱元璋这面的压力还依然存在，元朝廷又乘其疲惫，自身后给了他重重一击。八月，元朝廷下诏让此时已归附朝廷的方国珍从浙江出兵讨张士诚。方国珍率五万水师进攻昆山，张士诚慌忙地派水兵迎战，惨败于昆山兵希附近的奣子桥。方国珍连战连捷，兵抵昆山城下。
此时，张士诚又得到了张士德的死讯。
呆若木鸡的张士诚问来人，士德生前可有什么话？
来人说，士德捎话说，如朱元璋逼迫日甚，宁可降了元朝廷，也不要屈服于这个朱麻子。
对张士诚、张士德这些人来说，这一思想倒是一致的，这就是开始时，因受不了元朝廷的压迫而起事，但在后来的大浪淘沙中，他们多少学会了保存自己和向外拓张。能从元朝廷那里争得些地盘那就争，争不了就退而降，被元朝廷招抚了还可做官。然而对同样造反的其他兄弟们却是我得到就得，我得不到，你也别想。此时内外交迫的张士诚，想起少时与二弟的种种交往，更想到他在起事后的种种作用，如今却是死于朱元璋之手，一阵心酸，落下泪来。
一年来，损兵折将失城，眼下又兵败于国门之内，面对方国珍那汹汹的水师，这可怎么办哪？
苏州吴宫内，张士诚召集群臣议事。
“朱麻子这狗东西杀了士德，想要夺我这东吴江山，我宁可像浙江的方国珍，投降了元 朝，也要与这个朱麻子拼到底！”张士诚说着说着，竟在宫中泪流满面起来。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九十九
大臣们面面相觑，他们还不知道张士德已死在应天，还以为张士诚是让他们来议议如何面对兵临昆山城下的方国珍呢。没想到张大王，倒是准备和方国珍穿一条裤子了。
“大王，万万不可降元！”一个老臣走上一步，跪于地上磕着头说。
张士诚抬起挂着泪的脸：“不降元，朱元璋要是再来攻打我东吴，我可怎么办？是战，还是降了这个朱麻子？士德已死，谁还敢领兵北拒——况且南面已降了元朝的方国珍如今正打上门来了！”说着，他叹了口气：“孤家也是计出无奈，不得已才想到降元这个下策的呀！”
“大王，我们当初可是以反元起家，这才立足于东南，时至今日，万不能逆道而行，拥元而自重！这可是摇撼自己的根本哪……”那个老臣捣蒜似的磕着头。
张士诚看着那个老臣，降元之心倒愈加坚定起来。再让这个老东西这么搅，难道今后让我也被朱元璋捉了去？想到这里，他心底升起一股怒气，禁不住大声喝了起来：“‘拥元自重，摇撼根本’？哼！不拥元，那又拥谁来自重？”
“大王，这样我们会失信于天下，让天下人耻笑的呀！”
“耻笑？”对张士诚此时来说，保存自己是头等大事，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哪里还顾得上天下人的耻笑不耻笑。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孤家降意已决，请众官勿再进言！”
那个老臣磕着头磕到张士诚的脚边，他紧紧地抱住张士诚的腿：“大王，不能，不能呀！”
张士诚甩起一脚，将那老臣踢翻在地，接着大喝一声：“来人哪！”
宫外的卫士闻声走上殿来。
“给我将这个老东西，乱棍逐出宫去。”张士诚一挥手，走入宫后。
卫士拿起竖在殿上的一根棍，没头没脑地向这个老臣打去。
吴宫门外，这个被拖并被打得血流满面的老臣，口中依然喃喃地说着：“大王，路遥知马力，板荡识忠臣，我这可是忠心可鉴，你可万万不能降元啊！”然而张士诚已派出使者向元朝廷请降。
沈万三和陆丽娘到了太湖后，因不知城内情况，在太湖的一个岛上盘桓了些日子，终于又回到了苏州。
水边的一只小船上，沈万三和陆丽娘下了船，王信和沈贵在船埠迎接。
王信将陆丽娘搀下船来：“老爷和夫人受惊了！”
沈万三也下了船，他看见沈贵，惊奇地说：“喔，兄弟，你也来了苏州？”
苏州本是读书人聚集的地方。此时苏州城风云突变，少不得在这些士子中引起种种波澜。
元王朝的军骑踏进大都北京后，由于上层人士大多在马背上长大，因此带来的一个极恶劣的后果就是执行一种极错误、极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