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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适就对之有着颇为相异的心态。鲁迅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种决绝的态度，更谈不上对之有什么希望和期待，换句话说，鲁迅一开始就以敌对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当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这样一种心态和姿态终生未改；胡适则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支持和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胡适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的，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怀有希望的，此后，这种期待和希望无论怎样受挫，胡适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彻底绝望，因此，也不妨说，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条件的支持，也是持续终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实际上，正因为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蒋介石”这三个字而已。这里姑举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2），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2）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在1929年“人权运动”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3）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4）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但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要明白为何鲁迅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胡适却“敢”，还得从二人迥然有异的政治观念谈起。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念，实在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鲁迅毕生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但却几乎不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等政治层面去探索这一问题。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如没有民智的真正开发，如没有民众的真正觉悟，则无论怎样现代的国家政体，无论怎样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沙上的建筑、纸糊的衣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一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
鲁迅之所以“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力有所不逮，毋宁说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既然认定无论多么美妙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空谈，那当然也就不会自己再去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了。在鲁迅看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都不过是“做戏”，各种各样的政客们，都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对政界的“做戏”，鲁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讽。这种政治如同“做戏”的观念之形成，原因当不只一种，而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3）
鲁迅的政治观，或者说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观念，在写于1933年4月的《现代史》（7）一文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虽名曰“现代史”，却通篇写的是街头的“变戏法”。在描写了街头空地上的几种骗人的把戏后，鲁迅说：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按照表面的文章，题目自然应该定为“变戏法”，因为并没有一字一句提到“现代史”。而之所以把“变戏法”三字“错”写成“现代史”，就因为在鲁迅看来，一部现代史，无非是变戏法而已。对政治的这种深刻怀疑，使得鲁迅不对“政治家”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建设有什么实质作用。而胡适则不同。胡适虽然也重视启蒙，也终生花大气力做改造国人深层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工作，但他并不把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视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与政治制度的革新对立起来，不在二者之间有所偏废。在胡适看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是重要的，国人深层的心理、意识、观念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的变革同样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胡适也对政治层面的建设投以巨大的热情。如果说鲁迅建设性的努力只用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对现行政治则只是冷嘲热讽，自己并没有什么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那胡适则在两方面都正面地、建设性地用力。
而胡适之所以在现行政治层面也能够满怀热情地做出正面的建设性的努力，就因为他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政治信念在驱使，就因为他有深信不疑的“主义”要宣传。必须走英美式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之路，必须在中国全面废除人治而实行法治，必须终止由当政者随心所欲的“变戏法”一般的政治操作而走向“有计划的政治”，必须切实保障人权，必须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等等，这就是驱使胡适采取正面的建设性的政治行动的信念，这也是胡适所要宣传的“主义”。胡适的信念，胡适的“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美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而胡适之所以能有如此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执着信奉的“主义”，就因为他相信现行政治层面的改革和建设，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无关宏旨的。他深信“有政府”与“无政府”、“好政府”与“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