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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4）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 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到“文革”结束，不然，得知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访美，他会更高兴。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5）
2003年8月20日
注释：
（1）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情况，可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
（2）（3）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见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收入吴晗《春天集》。
（6）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88页。
（8）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31页。
（9）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0）关于张东荪情形，见左玉河《张东荪传》。
良知的在场与缺席——毛泽东对丁玲命运与人格的影响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1）
“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1986年3月14日，丁玲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韦君宜先生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这是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在《无奈的涅槃——丁玲逝世前后》（收入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一书，工人出版社2001年）这篇长文中透露的。在众多“谀墓”式的挽词悼语中，韦君宜先生的这副挽联别具一格，也别有深意。上联是对丁玲《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期作品的肯定，也可以说是对早年的丁玲表达一种赞美、一丝怀念；下联，则流露出对丁玲晚年行状的困惑，也可以说是对晚年的丁玲表达一种委婉的质疑、一丝温和的谴责。我想，一定是韦君宜先生认为丁玲晚年行状关乎某种十分重大的问题，不然她不会在“盖棺论定”的场合以挽联的方式，表达对一位“革命前辈”的困惑、质疑和谴责。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韦君宜加入中共的时间则是1936年，虽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际上却是两代人：丁玲属于“左联”一代，韦君宜则属于“一二·九”一代。说丁玲是韦君宜的“革命前辈”并无大错，而且某种意义上，丁玲还可算是韦君宜的“革命导师”。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部分对自己当初之所以“当共产党”有这样的说明：“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其实在“一二·九”这一时段绝望于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知识青年中，不只一个人是因为受了左翼文学的诱导，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曾彦修（严秀）先生说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艺影响所致：“没有三十年代上半叶进步书刊的启蒙，我根本不会到延安去，根本不会相信共产党正确。”（见《曾彦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阳》一书，青岛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名字就来源于“左联”作家艾芜以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
对丁玲这位“革命前辈”和“革命导师”的晚年，韦君宜为何有困惑、质疑和谴责呢？只要看看韦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状就不难明白了。韦君宜晚年，以一本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和一本回忆录《思痛录》赢得广泛的敬仰。这两本书，是韦君宜在良知驱使下，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严重病残之身奋力写出的。对自己所经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的“革命悲剧”进行反思，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进行忏悔，是韦君宜这两本书的主旨，而目的则是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当年以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共产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后仍然活着的人，进行这种反思和忏悔者不只韦君宜一人，这批耄耋老者真正当得起“宝贵财富”这几个字。而在这一小小群体中，韦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胆深切和忏悔的真挚诚恳，成为了一种光辉的象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本书，使韦君宜的晚年极其辉煌。两本书都只是薄薄的一小册，但韦君宜先生一脚踏着一本，就获得了令人们仰视的高度。
明白了韦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态，就能明白她为何对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质疑和谴责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遭到毛泽东亲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1970年又被投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出狱后又被发配山西农村。在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