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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维新运动的温和派，其数字正在不断攀升。他们包括：总理衙门那些世界主义者，许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名士阶层的保护人。如果继续审问下去，将有许多开明士大夫可能会被点名，从而暴露在铁帽子们的火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将导致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奋的铁帽子们，一门心思要杀人见血。端郡王直接或间接地向慈禧施加压力，要处死他抓起来的那一小撮维新分子。端郡王显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如果留几个活口，逼着他们把其他人兜出来，他就能让他的死对头们遭受更长期的损害。慈禧和光绪则乐得顺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于端郡王的压力，杀掉了六君子，事实上是延缓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用一条痛苦的止血带，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据宫廷档案记载，“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麻烦包括街头暴乱。对北京动乱的担心，倒并不是说市民们为支持维新派而聚众游行，而是牵扯到董福祥将军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回汉骑兵，他们将会从北京街头呼啸而过，逼迫最高当局下令处死维新派。处决六君子后的第二天，在御猎场，董福祥的人就攻击了正在郊游的英、美大使馆的人员，明明白白地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看来，光绪和慈禧是为了避免这些甘肃骑兵的失控而被迫处死了那几个维新派。他们的狂暴行为，无疑会被描述为公众对姑息激进分子不满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个礼拜的晚些时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车站袭击并痛殴了一帮从北京来的外国工程师和几个英国人，外交使团惊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冒险和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约束的将军陷入武力对抗，于是便息事宁人地给了董福祥一大笔“犒赏”，他也顺从地将所部撤到了北京以东80英里的保定。到这时，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维新期间为铁帽子们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应他们处死维新派的要求就威胁暴乱的光荣使命。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不过也并没有走太远，就站在舞台后面，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端郡王的信号，为下一场演出而重回北京。这一回，是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
张荫桓爵士由于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脑袋。窦纳乐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参与了，他这会儿还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张大使的家产将全部充公，本人则流放新疆。贬谪诏书称他“居心狡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20当他们听说张荫桓将被流放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莫理循，英国公使馆的休·格罗夫纳，还有其他几个人，密谋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后带到公使馆。张荫桓知道这个计划后，便让人捎口信给莫理循，说他不希望妨碍朝廷的执法。两年之后，他在流放中被杀，很显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干的。
另一个被逮起来的维新派，既没有砍头也没有流放，此人就是72岁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帮康有为递呈过一些奏折。随着铁帽子们的整肃活动的继续，另有30个人被逮捕、监禁、革职、软禁、流放，他们的家人也被抓了起来。这30个人当中，有5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而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亲戚或朋友而已。人们一度担心会有200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维新学会的会员和鼓吹维新的报纸编辑。但是，肃清活动突然停止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4节 告密（5）
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
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