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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两宫皇太后之才，亦并无特异处。召对时，语皆平常，无关宏旨。圣上尚在幼龄，沉静寡言，不可测度。朝中大事，全赖军机大臣，如恭邸、文祥、宝 诸人，其权位之高，倾盖朝野。恭邸极聪慧，然稍欠坚定，诸多见解，持之不久。文祥持身正直，然心胸太窄，未能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宝 难免众唇之讥。余皆庸碌，难堪大任。6
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发现深感困惑：慈安和慈禧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而且她们在他面前似乎有些不自在。他本期望两位太后（或许对其中一位期望更大些）会精明机敏而又盛气凌人，尤其考虑到她们在热河智取肃顺等八大臣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担当政治联盟的名义领袖8年之后，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女人必定是老练的政治家和精明的操纵者。因为在朝廷上，男人的生存靠的就是狡诈和对礼仪的掌握，每个人都猜测：两位太后必定天生拥有这样的生存技巧。事实上，是慈禧所戴的假面欺骗了曾国藩，在几乎最不拘礼节的朝见上以此保护她们免遭批评。两位太后其实早已彻底领教过：男人对女人任何时候表现出的奸猾和诡诈都极其敏感。所以，当朝廷上的男人们都在努力展现自己高智商的形象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聪明才智却需要她加以掩藏，以平静温和、不事张扬的面目出现。
慈禧很看重自己在朝廷上的工作——在所有事情上充当调停人和仲裁者。她的成功靠的是让人们把自己视为这样一个典范：她唯一的兴趣就是帮助大臣们决定最好的行动方针。在早年，她努力避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作为天平的支点，她提供了一个使得所有国家政策都能得以称量的稳定点。这样的作用和一定数量的观众密切相关，就像一座教堂里的牧师，每个人都不得不非常认真地从事宗教仪式。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一直隐藏在众多纱帘的背后。成了太后，慈禧依然努力以一种冷漠、宁静和仁慈的面目出现，就像佛。自从1860…1861年的危机以来，她已经逐渐成熟，而且，克制也让她的忧思慢慢转变为智慧的起点。最后，她将成为一个被大臣们所包围的特殊人物，这些大臣是热河政变之后崛起的，并且将她视为神明，期待她在所有事情上拿主意。如今她还只有三十几岁，她所戴的假面具让曾国藩相信：她俨然是个软弱而无知的符号。曾国藩的感受所具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个中国最精明男人也并没有把慈禧看作是一个有威胁的、善操纵的或者危险的人。
虽然这个政治联盟被人判定为平庸，但它还是稳稳当当地连续运转了47个年头。在北京——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可以担当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或指引者的角色”。这个政治联盟的首要目的是避免大的灾难，然后再是寻找改善局面的小打小闹的方法和途径。或许，这并不是个宏图大计，但在中国，那些不会带来灾难的宏图大计，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出现过了。
曾国藩将军对慈禧的评价和西方学者给她做的总结形成鲜明的对照。濮兰德和巴克斯，这两个冒牌传记作者，把曾将军为慈禧所作的肖像完全翻了个个儿：“慈禧太后以其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智谋、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个人影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毋庸置疑地挽救了大清王朝。要不是她的话，这次危机怕是会随着她丈夫咸丰皇帝的驾崩而将满清统治带向末日。”
在巴克斯和曾国藩之间，存在着如此之深的隔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有大量的评价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巴克斯的判断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判断，所以到今天他们所有人都依赖巴克斯，而曾国藩的第一手判断却已经被人们遗忘。关于中国、关于西方，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弄明白了：为什么错误的表象总是经久不衰，而真相却被人置之不理？为自己服务的白日梦真是不可抗拒。
虽然女性阴谋理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每一个阴险邪恶的细节上，慈禧都可以与武则天一比高下。但她们之间真正的相似之处并不容易找到（虽说含沙射影倒是不难）。慈禧或许同样有武则天那样的野心和生命力，没准多少也有点武则天那样的火爆脾气，但她在1861年的崛起，却只不过是走到了仪式上的权利边缘，而且还是由其他野心勃勃的家伙（全都是男人）设计好了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她也仅仅是保留了一个仪式上的花架子，并且，当她的权力最终得到增加时，那也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消耗和资历的增长使她变成了一个特殊人物的缘故。就这些方面来说，与其说她像武则天，倒不如说她更像维多利亚女王，这样比较或许更公平一些。
慈禧所参与的那些发生在北京的事件，当时并没有被人看作是阴险邪恶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一小撮极端保守分子除外，他们对所有女人都疑神疑鬼）。对于一位女性摄政者的见识，在儒家士大夫当中也还是有些担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担忧，落在慈禧头上的也不见得就比落在慈安头上的多些。朝廷之外，对于慈禧是谁，很少有人有个哪怕稍稍清楚些的概念。外边的人只知道她是儿皇帝的年轻妈妈。
两位太后都还只有二十几岁，处理国事完全是新手。打自孩提时代以来，她们所受到的训练只不过是生孩子、莳花弄草和吹拉弹唱，并不包括政府运作或儒家典籍的研究。她们只有仰赖恭亲王、军机大臣以及醇亲王领导的非正式御前大臣。即使在她们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之后，无论是慈安，还是慈禧，都还不能看懂那些官样文章，因为它们是用满文写的，而她们正在学习的却是汉文。每份文件不得不附上翻译的汉文稿，这样她们可以对自己所签字批准的东西弄懂个七七八八。（即便如此，在早年她们的能力也不过能阅读百十来个汉字，因此对于自己所批示的要点从来都没有什么绝对的把握。）两个女人对官样文章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因此不能口授谕旨，更遑论撰写了。宫廷礼节是如此刻板偏执，以至于要不是有高级大臣替两个女人发表讲话、采取行动，官僚机器怕是要停止运转了。扮演这一角色的先是恭亲王，后来则是醇亲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还有其他人扮演过。我们知道，皇室的家庭教师被委派每日给两宫皇太后阅读儒家典籍，并教她们读书写字，而这两个女人最后都很乐于写“寿”字立轴，作为礼物恩赏给喜欢的人。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26节 纱帘的背后（3）
对于紫禁城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两个女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除非你把她们坐在轿子里透过纱帘所看到的也算上。每年祭扫皇陵的时候，她们会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穿城而过。按照传统，沿途所有的房子都必须紧闭门窗，所有的市井百姓都必须留在紧锁的大门之内，违者论斩。
两位妩媚迷人的年轻太后之所以在朝廷上拥有尊贵的地位，倒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特殊权力、她们的个人魅力或者她们的政治敏锐，而是儒家礼节需要把她们捧得高高的。
多亏了两千年的传统，占据眼下这个职位的，是皇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她们本人。传统保证了太后在朝廷上不可动摇的位置，至于她的个人品质如何，是没什么要紧的。作为长辈，在礼仪上她都要居于新皇帝之前。皇帝在探望太后的时候，没有她的吩咐甚至都不能坐。利用这样的礼仪，太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推翻皇帝的决定，当然，只有在确知会得到廷臣们的支持的情况下，她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果皇帝做出了什么愚蠢的决定，太后就可以发挥其权力检查的作用。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在慈禧身上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1898年的秋天。
实权依然保留在恭亲王的手里。这是真的，所有来自地方政府和军事部门的文件和奏章，在名义上是呈递给两宫皇太后的，不过她们只是个装饰品。我们知道，这些文件和奏章当时就直接送给了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他们研究每一个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意见草拟不同的选项。然后，太后们对被推荐的选项以皇帝名义给出正式的批准，盖上两方御玺。在她们改行当了摄政的最初几年，她们还没有权力做得更多。
当太后们和她们的军机大臣及其他臣僚一起出席朝见的时候，不管小皇帝在场不在场，她们都坐在一扇绸纱屏风的后面。听闻过这套程序的西方人认为，这样的纱帘多少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险恶，究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传统惯例而已。在中国高级阶层当中，男人和女人总是要这样隔离开来。即使在私人家里，也有这样类似的隔离发生。这样，女人才能参与家族生活（或者宫廷生活），而不需要让人看到身体“在场”，那会扰乱儒家男性敏感的心性。很少在华外国人明白这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近高级阶层的私人生活。在那些罕见的场合，当西方人被邀请进入达官贵人的家庭，也只有男人在场，女人是看不见的。
在华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就是这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他们从通商口岸的买办或其所雇用的译员那儿听来的，他们自己则闭塞的很，而且远远谈不上客观。像这样的人，也只好用生动有趣的创作去填充他们的知识裂缝，因为，让自己看上去似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关乎至重。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他们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媒体将它传递到地球上那些遥远的角落，在那儿，人们把它当成了事实。
以欧洲为背景悬揣两宫太后的情状，对于欧洲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权力的王太后是两位凯瑟琳：一位是凯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间的法兰西摄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统治，到1572年8月的圣巴塞洛缪日7的新教徒大屠杀时达到顶点。另一位则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帮助下谋杀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独立执政达34年之久。这二者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太后，“一位拥有来自其已故丈夫的财产或头衔的寡妇。”然而，西语中的“Dowager”（英语：继承了亡夫爵位的遗孀）和汉语中的“太”并不完全相同，这造成了他们对慈禧身份的误解。西方术语“dowager 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别的方面亦属平常）的女性成员，爬到了高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从而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当这一术语被西方人用到慈禧头上的时候，便具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