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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争辩道：和西方列强达成妥协将是明智之举，这样，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击溃国内的敌人。
恭亲王是个格外有魅力的男人，长着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看上去既缺乏自信而又虚张声势，但同时，他又淡泊自处、不事张扬。没有哪个西方人像罗伯特·赫德那样接近过他。他住在紫禁城旁边一个小湖中的宫邸里，那是西苑的一部分。它的萃锦园是仙鹤、鹦鹉和鹰隼的乐园。金色、黑色的鲤鱼飞快地穿梭在池塘中和瀑布下，而水则通过一头蒙眼驴子不停推动水车来运送，亭阁中有一座是狐仙庙，狐仙是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动物，能够变成美丽的女人，诱使懵然不知的男人加入夜晚的冒险。恭亲王的妻子是大学士桂良的女儿，她和另外4个王妃一共给他生了9个孩子。
在咸丰执政的头5年里，恭亲王担任御前会议的高级亲王和宗人府理事官，这两个机构负责监督所有满洲人的行为，恭亲王的这两个职位给了他在最后与八大臣的摊牌中纠集满洲贵族势力所需要的有效手段。
在努力和西方列强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时候，亲王得到了大学士桂良和军机大臣文祥的大力帮助。桂良是他的老丈人，早先在广州、天津和“蛮夷”们打过交道。而文祥则是一个出身寒门的满族官员，他能够爬到军机大臣的位置，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优秀和诚实。因为童年时代的贫困，文祥比其他满族权贵更为现实，这些权贵总是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
恭亲王希望能尽快地平息北京的麻烦，与此同时，他又被八大臣逃离京城时所丢下的这个烂摊子彻底淹没。当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北京城都快疯了。皇上远在热河，军机大臣文祥也懒得去打扰他老人家，在没有得到恩准的情况下，他索性打开粮仓和国库，犒赏北京城的守军。恭亲王授权内务府等衙门在紧急情况下负责维持京城各处的日常治安，作为对穷于应付的禁卫军的补充。随着僧格林沁将军的离京，北京城的防务就移交给了恭亲王信赖的满族官员，这当中包括荣禄和胜保，在紧要关头他们都和恭亲王站在一起。许多最重要的汉人官吏逐渐成了他的支持者。麻烦不仅仅来自英法联军，也来自大量在恐惧和慌乱中仓皇逃城的老百姓，他们把家宅和店铺留给了那些汉人劫掠者。为了自身的安全，恭亲王每夜都睡在不同的地方。
就在联军劫掠完圆明园之后，额尔金勋爵就给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释放巴夏礼，三天之内必须答复，否则就要攻城。亲王已经决定释放巴夏礼，但新的威胁恫吓接踵而至，他向额尔金递交了一篇外交照会，谴责联军的劫掠以及苛刻的赔款要求。当他拒绝交出京城北侧的安定门时，英国军队已经做好了武力占领的准备。工兵得到的任务是：架起攻城加农炮的炮台，对准北京城。这一招虚张声势很是管用，城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北京城失陷。
在京城被占领期间，皇上给恭亲王发来了紧急诏令，要求他尽快签订和平协议，交换《天津条约》的批文，这样一来，洋鬼子就会止步。免得他们继续北上，直捣热河。
巴夏礼和他的伙计们被释放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时刻，因为巴夏礼对自己在囚禁期间所受到的侮辱（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是头发被人拽了两把）而大为光火，决心要实施更严厉的报复。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和额尔金闭门密谈，说服他要求历史性的报偿。额尔金就这个问题和葛罗男爵进行了讨论，在到底应该把紫禁城烧掉还是把圆明园烧掉这个问题上，他们没能达成一致。葛罗男爵首选紫禁城，因为它的面积相对较小，而且它的毁灭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而额尔金觉得圆明园在皇帝的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巴夏礼使他相信：它的毁灭将是一桩让满洲人永志不忘的标志性事件。再者说，在圆明园被联军劫掠一空之后，一把大火把它夷为平地也有利于毁灭证据。这样，后世在解释它的被毁时，没准会把它看作是一次惩罚行动，而不是荒唐的恶意破坏。只有巴夏礼自己知道，这种报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那桩捏造的亚罗号事件——或者，难道是为了他的虚荣心？
“自10月18日开始，”沃斯利中校回忆，“第一师……点着了散布在附近各处的所有宫殿。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乌云蔽日，浓烟滚滚，笼罩着这个从前富丽堂皇的景区。”
这场毁灭是由英国皇家工兵完成的（其中就有查尔斯·戈登上尉），他们在许多殿阁中填放了炸药。整个数千英亩的花园，只有唯一的一幢建筑相对完好地幸存了下来，这要归功于疏忽（这真令人费解），这幢建筑就是高踞在昆明湖一座小山上的宝云阁。
恭亲王强烈抗议纵火烧园，但第二天就正式同意了联军的所有要求。中国屈服了，除了悉听尊命实在也别无选择。《北京条约》的条款当中，包括皇帝为中国军队的背信弃义而作的道歉，去年，他们曾抵抗了英国人毫无来由的袭击（是雷德里克·卜鲁斯下的命令），成功地保卫了大沽炮台。
随着协议的签字、《天津条约》的批准和圆明园的被烧，联军总算撤走了，留下满洲人去盘点他们的巨额亏空。
为了缓和未来与西方的关系，恭亲王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机关以处理与外国列强的所有接触。这之前，中国从来就不需要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因为她从来就不认为别的国家能和天朝大国平起平坐。这个衙门有个枯燥的名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成了它的头儿，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个位置他占据了23年。1861年1月，在一篇呈递给皇上的情理兼具的奏折中，他解释道：“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则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1
这是一件必须去做的工作，尽管它并不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和洋鬼子打交道，意味着通敌卖国，所以，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总理衙门的那些大人们全都是些马屁精和卖国贼。西方人认为他们办事拖沓，而中国人则认为他们在出卖国家。衙门里的大臣和雇员因此逐渐被人们称为“洋奴”。
恭亲王尽力让总理衙门不那么引人注目。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西北角当初关押巴夏礼的同一间佛教寺院，“一幢肮脏、郁闷、荒寂的建筑……一个修缮状况臭名昭著的所在。” 衙门里的官员全都有别的差事，只是下午才来这里。他们的工作量过大，这对某些人真是很要命。文祥在他巨细无遗的日记中抱怨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架轭负重的老驴”。
尽管有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总理衙门还是给了恭亲王自己的活动领地，使他能够去构建一个广泛的基础来反对八大臣——这是一场很快就要进入高潮的权力角逐。
皇帝长时间呆在热河不回北京，这招致了许多关于他怎样打发时间的诽谤性谣言。额尔金勋爵听说咸丰娶了第四个妻子，而《纽约时报》则津津有味地报道他已经娶了13个妃子的消息。中国人自己说，他经常跟热河戏园里的女戏子们嬉戏淫乐。叶赫那拉氏从未被提起。当皇上需要女伴的时候，总是丽妃。
围绕咸丰个人缺点的学术争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联军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幕后的权力斗争方面转移了过来。恭亲王不断催迫他的异母兄长返回北京，八大臣把他留在热河的时间实在够长的了，肃顺毫无羁绊地决定政策的时间也实在够长的了。但是，即使是在英法联军滚蛋之后，咸丰皇帝却宣布：在春天到来之前，他不会启驾回京。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20节 宫廷政变（3）
关于这次延期，除了被人们批评为怯懦之外，还有更多的说法。一些外交官甚至荒唐地把这归因于老早以前的一次朝见争执。在中国，任何人来到皇上的面前，都必须磕头（前额触地9次），即使是他的家人（父母除外）也不例外，这是中国礼节的一个基本部分。18世纪，乾隆皇帝在接见马戛尔尼勋爵时曾打趣他，说，如果他能吻自己的手的话，就免他行磕头之礼。乾隆的戏谑之词，意思倒是很清楚：跪下来以头触地，也不见得就比跪下去亲吻国王或教皇那不干不净的手更下作。正是因为外交使节拒绝遵守中国的宫廷礼节，以此来表示他们的轻蔑，所以，乾隆之后的皇帝都拒绝接见他们，除非他们遵守这样的礼节。1861年3月25日，在额尔金的强烈要求之下，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外国使节将首次正式进驻北京。他们将有幸受到皇上的召见，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在西方外交使节依然拒绝磕头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这次召见呢？
然而这并不是咸丰没能回銮的原因。29岁的咸丰皇帝，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许多年之后，叶赫那拉这样解释：“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皇上突然病倒了。”他在到达热河之后不久就突然病重，而八大臣却秘而不宣，他们在皇上的烟波致爽殿布置了守卫以封锁消息。于是，回銮的事情一再延期，直到1861年4月，干脆就取消了。一篇谕旨只是说：“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2
长话短说吧，年轻的皇帝被羞愧压垮了。他辜负了自己，辜负了天下，辜负了祖宗。因为他的无能。那些蛮子们，对强加给我们的协议条款还不满足，还要劫掠，还要毁灭帝国最伟大的珍藏，毁灭祖先难以计数的馈遗和恩赏，那是列祖列宗留给咸丰的遗产。这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皇室家庭被玷污了，而罪咎将由他独自承当。
他的父亲，就曾经被艰难的处境（比眼下还稍好一点）驱向致命的绝望，在他母亲的灵柩前暗自憔悴。1861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咸丰皇帝没准是大清王朝最后、也最惨重的失败。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从某些方面来说可能并不严重的疾病（包括那些由酗酒引发的疾病），都是致命的。肃顺非但没有抑制他，反而一直帮着推波助澜。
1861年8月初，咸丰的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似乎对正在到来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根据肃顺的说法，他并没有准备好向继承人移交权力。
现任皇帝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指定某个皇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或者（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指定的是兄弟或侄子。没人会错过介入此事的机会，尤其是宗室王爷和他们的同盟者。有许多合法的途径这么做。当一位皇帝驾崩的时候，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皇后就有权在和地位较高的统治家族成员协商之后，在够资格的候选人当中选择一个。在紧急情况下，朝廷重臣也可以决定。既往的历史表明：没有事么东西能够阻止铁了心的王爷们利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如果所有手段都失败了，他们就会求助于谋杀，甚至是一连串的谋杀。
在中国，亲王之间的争斗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武装叛乱，废黜，复辟，再废黜，谋杀，篡夺，不一而足。满洲人也不例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