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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己的目标，刘邦就要聚拢民心，以改变秦朝的旧秩序；项羽则要耍尽威风，以毁灭秦朝的旧秩序。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说到，面对秦始皇出行时的威风，刘邦和项羽说了不同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话可以说都基本得到了兑现，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他们彼时说话的深刻含义了。刘邦羡慕秦始皇，是想做秦始皇的位置，尽管那时的愿望还是个美丽的传说，即使是成为汉王后，他也好一阵子没敢做当皇帝的美梦，但他骨子里是有渴望的；项羽痛恨秦始皇，是要毁灭秦始皇的东西，消除秦国的影响，像当年秦国灭楚国一样灭掉秦国。正是因为二人出发点不同，所以才会说出不同的话，这也注定了他们在关中会做出不同的事。只要看看他们二人行为背后的隐情，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行为了。
【3。约法三章的真实用意】
“约法三章”，乍一听，这里面似乎只有三件事：杀人的要处死，伤人和盗窃的要判刑。况且后面还跟进了一个司法解释：“余悉除去秦法。”这就更加加深了这种认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应该说，这个政策的出台，刘邦是耍了心眼的。他的所谓“三章”，并非只有“三条”这么简单。刘邦简化的是秦法，秦朝的法律依据的是《法经》，《法经》是春秋时期李悝所作，也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典，共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按照《晋书》后来的说法，此法典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按犯罪的不同类型分出篇目，篇中含章，章中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就像现在的刑法民法，第几章第几条第几款一样，并不是简单的六项内容。六篇其实就是六大类，每篇之中又分多少章，而“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又包含了诸多条款。如此一来，刘邦精简后的“三章”，其中就应该包含了几十甚至上百的条款，内容并不少。也就是说：刘邦颁布的“三章”并非三条，但他就是要让关中百姓认为它只有三条。那么，刘邦为何要故意混淆视听呢？
刘邦之所以这样做，应当是当时形势的一种需要。秦末之所以天下大乱，酷法苛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秦始皇“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用的是法家思想，讲究的是刑法治国，但由于实施刑罚过于严酷，也搞得人心惶惶不安，以至于“囹圄如市，悲哀盈路”，环境恶劣程度可见一斑。刘邦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要让百姓在这方面迅速感受到变化。他知道关中百姓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用现在的话讲，这叫顺应民意，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
刘邦这样做也是有前提的。刘邦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围绕着那句“先入关者王之”的奖励机制进行的，那是他当时的终极目标，一切动力皆源于此。但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楚王熊心和他们几个反秦列强的私下约定，并没和关中父老商量，就像后来的八国联军，争吵着在地图上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理会你大清国的感受一样。所以老百姓不一定买账，你先进关中你就成王，我们就得听你的，要是你来了还不如那暴秦呢，不白瞎了吗？
所以刘邦“约法三章”的出台，就有了许多投机因素在里面。这个条文与其说是法律规定，还不如说是一句宣传的口号。你说他故意混淆视听也好，有意欺骗百姓也好，他能让百姓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他，接受他的治政理念，接受他将来在关中为王的事实，这无疑已经成功了。
老百姓不理解这“约法三章”的真正内涵，也不能全怪刘邦。既然是搞宣传，就要做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还要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煽动性，这样才能产生强烈的效果。况且刘邦还得考虑一下受众者的自身条件吧，关中人口众多，所受教育肯定不一样，你照本宣科地说上一大通，底下听得云里雾里，那还不如不说。说简单点，一下子让百姓记住，让百姓接受，这才是刘邦想要的最终结果，别的都是瞎扯淡。要是将这三章内容印成册子发下去，或者办个班什么的，让老百姓去看去学习，还不一定能有这效果。政治主张就是要简单、直接、明了。在这方面，刘邦是没有错的。
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如今咱们读《史记》，可以慢慢悠悠加以分析，但当时的老百姓不会，不光老百姓，就是那些地位显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会过多去想，反正现在政策是轻松了，再严厉它能严厉过秦始皇？对我有利、有好处就行了。
那么，刘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刘邦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笼络民心，争取老百姓支持，为他做关中王做政治和舆论上的努力。
其实不光“约法三章”，刘邦进关中后的一系列行为，无一不志在民心。比如对待秦王子婴。刘邦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场面沉闷而悲壮，刘邦手下的将士群情激奋，都说要杀掉子婴，刘邦说不，“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说怀王派我进关中，那是看到了我宽以待人的长处，现在人家投降了还要杀掉人家，以后谁还敢投降啊？不好。比如退出咸阳。刘邦入咸阳，看到美丽豪华的宫殿，他是想住下来的，打打杀杀这么久，也该停下来享受了，但他终究还是听了樊哙、张良的建议，“封财府库，还军灞上”。如此忍痛割爱，其实就是做给人们看的，它体现了一种姿态。
再比如谢绝犒赏。刘邦宣布“约法三章”之后，老百姓一下有了盼头，高兴之余，纷纷杀猪宰羊，以犒赏三军，这个刘邦也不让，大大方方地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我们粮食多得吃不完，就不劳乡亲们破费了，一副暴发户的神态和语气。你说这老百姓能不感动吗？于是“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还生怕他不来这里主事呢，老百姓都给忽悠了。刘邦稳扎稳打，按部就班，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分寸拿捏得极准。人要不是怀揣某种目的，做事绝不会这么谨慎小心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刘邦这个“约法三章”的真实用意，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法令后来的发展情况：
“约法三章”后没多久，刘邦又发了一个“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这个当时被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后来都是这么被处死的。这还不算完，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刘邦在“四夷未附，兵革未息”，天下还没完全统一的时候，便觉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又回过头参照人家秦朝原来的法律，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三章之法”增为九章。
可见，对最初发布的“约法三章”，就连刘邦自己都是不满意的，这更加印证了他当初颁布此政策的真实用心。法律总是不断健全完善的，内容多了、条款细了，那是法律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照这点看，刘邦的“约法三章”应该属于违反常规的操作，说到底，也就是一时的收买人心之术。可见刘邦在政治上的老辣。
我们再来看看项羽火烧咸阳的原因。
【4。火烧咸阳的真实原因】
项羽火烧咸阳，办事麻利，果断干脆，后人往往冠之以行事鲁莽、缺乏政治头脑的帽子，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有主观、有客观，有内因也有诱因。我们一个个说。
第一，项羽的心愿。这是主观因素。“项氏世世为楚将”，世代都吃着楚国的俸禄，为楚国国君效力，他们对昔日的楚国是无限怀念的，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已然明确昭示了这种情结的所在。然而到项羽这一辈，一切都没了，先是爷爷项燕为国捐躯，而后叔父项梁身死疆场，这都是拜秦国所赐。家仇国恨，可以说全都集中在了项羽一人身上，这付担子是很沉重的，它终究会变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早在六年前，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威风时，就已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而后的几年，他一直在为这种恨而努力。所以，当项羽面对富丽堂皇的咸阳宫时，他多年来的积怨会一下子迸发出来，那时他眼里没有羡慕，只有仇恨。可以说，毁灭咸阳宫，是项羽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他拼杀疆场的动力所在，他要的就是那个结果，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
说到这儿，咱们顺便说点题外话，后世对项羽的行为多持否定态度，说项羽毁坏文物建筑，豪华的宫殿是帝王的享受场所，却也是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可以传之后世永远瞻仰的光辉成果。我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纯粹的替古人担忧。凡事不破不立，这事也要从两方面看，没有火烧咸阳，也不会有后来比之更加繁华的长安城不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果建筑物要是都留着，中国地面上就没别的了。老北京那些四合院就不是文化遗产了吗？不照样被钢筋水泥取代了吗？项羽比那些搞房地产的差远了，就是当时不烧，到现在它也不一定能留得住，所以没必要为这事纠结。
第二，思维的局限性。这是客观因素。项羽所处的年代极为特殊，战国末期和秦朝初期，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尽管秦朝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时间尚短，这种统一还很不牢靠，秦始皇的大一统观念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秦始皇用严酷的刑罚进行统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国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要防止六国的死灰复燃，这种习惯上的东西、地域性的差别是很难改变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和消化的过程。
举个例子，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定国号为“张楚”，意为“张大楚国”，打的是复兴楚国的牌；项梁叔侄也立了楚怀王的后人熊心为王，打的也是楚国的牌；再比如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目的是为韩国报仇，因为张良是韩国贵族后裔，其祖父、父亲共伴五任韩国君王，和项家有一拼。张良行刺失败后，隐居起来，后来陈胜起事，他跟随了刘邦，一起投奔项梁后，张良劝说项梁：“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要求项梁帮助他恢复韩国的建制，这样他可以增强反秦实力，其实他还是想着光复韩国。后来张良又跟随刘邦入关，项羽裂土封侯，张良又要求去辅佐韩王成，可见他这种故国观念是很顽固的。比张良还要顽固的，是齐地的田氏。田氏一族是齐国王族的一个分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田儋。陈胜派人攻打魏地的狄城，客居狄城的田儋趁机杀掉狄城县令，自立为齐王，举起反秦大旗。微妙的是，田儋一边竖起反秦大旗，一边将陈胜的军队赶出狄城。他要反秦不假，但反秦的目的不是响应陈胜，而是光复齐国。
可见，秦灭六国后，六国后裔的势力其实还很强大，只是他们迫于秦始皇的淫威，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一旦有人挑了头，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局面极难控制。陈胜、吴广正好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在他们揭竿而起之后，被秦始皇灭掉的六国后裔们纷纷自立，死灰复燃，天下重又恢复到战国时期的局面。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六国时期，其主流还是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