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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动物本无心作恶，而人是有心作恶。
二． 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育才学校”上中学。
“育才学校”很有点名气，都知道那是从革命老区转过来的，学生全是革干子弟。学校五八年开始向平民开放 ，我成了第一批“掺沙子”的幸运儿。
我们班有的男生的确相貌不凡，高高的，壮壮的，穿着部队的黄呢子大衣，说话也声音洪亮，那军人气派，帅极了。
刚上初一，那个荒唐的年代就开始了。
群众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把我们这些初中生也卷了进去。
学校的一角建起了几座两三米高的小炼钢炉，鼓风机轰轰作响，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炉前奋战，我们低年级的推着小车到处捡废铁。出钢的时候敲锣打鼓，一团红热的面团一样的“炒钢”在众人的注视下逐渐变暗变黑，我们欢呼雀跃。后来才知道，炼出的“钢”还是废铁。
学校的后院挖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深坑，然后一层土一层肥的填好；我们也参加了劳动，两个人抬一个小筐运土。说是要在那儿种小麦，放亩产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五八年苏联“老大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受此鼓舞的国人于是把创奇迹都称之为“放卫星”。）
最好玩儿的是人们都登上房顶，摇旗呐喊，鼓噪不止。那是为了驱赶“四害”之一的麻雀。可怜的麻雀背负盗吃粮食的罪名，别的鸟儿也受到连累；一起被赶得飞来飞去，无处落脚，最后累得像石头一样往下掉。
上中学时我家已搬到珠市口鹞儿胡同的油脂公司宿舍，因为住的地方紧张（老小八口住两间不大的房子，五九年又添了老四），外公也常住在学校。大人们都很忙。父母工作的单位是“北京油脂公司”（粮食局的前身），妈妈是会计，爸爸搞统购统销经常下乡。我记得爸爸讲起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好形势时十分兴奋，手舞足蹈。
爸爸不在家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记得有几次我在马路上逛到深夜才回家，不论他们怎么问，我也一言不发。
还有就是偷偷跑到大伯家看奶奶。那是精心计划的；大伯家在德胜门外，他们带我去大伯家时我记住了坐车换车的路线，我也有了力争来的每月两毛的零花钱，够往返的路费。
每次看奶奶都是我最幸福甜蜜的时刻，奶奶总能从床底下，枕头边，还有其它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出糖果，点心等小零食，然后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奶奶问我吃的什么饭，摸摸我身上看穿得暖不暖，问在学校书念得好不好。有一回拿出她的一件毛衣要我试，那是用几种毛线拼接的前开身的花色毛衣，我穿着有点大，奶奶要把它给我，我说不要；奶奶以为我嫌它颜色太花，劝我说：
“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没关系的嘛。”
“那你没得穿了，我不要。”
奶奶叹口气：
“你拿去穿吧，我晓得就是你没有毛衣。我在家里不要紧，我还有的穿。”
那件毛衣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其间接过袖子，补过洞，伴随我有十几年。
三． 第一次交手
我和妈妈的正面冲突只有一次，不论是我还是她都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下午只有妈妈和我在屋里，我在做作业，她叫我去倒水，叫了几声，我也不理。
见我没把她放在眼里，又没有别人帮忙，只好自己动手。
“你个要死的东西，耳朵聋啦！”
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便拧，我不愿就范，抓住她的手，使劲向外推；她没想到我竟敢如此大胆，气急败坏，用手向我脸上狠狠地抓来，我躲不过，脸上被抓了好几条血道子。
我挣开她跑出家门，脸上挂着眼泪和血印，心里气愤极了。
我不允许她打我！她不是我的亲妈，她凭什么打我！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想回家，我要出这口气。
谁能帮我呢？我知道奶奶管不了她；想来想去，想到了警察——他们是好人，他们能帮我。
经过打听，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我走进去坐在一个角落。派出所里人很多，有警察，还有进进出出的许多办事的人，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一声不响地坐着。
直到派出所里没什么人了，一个警察才注意到我。他走过来说：
“小孩，你在这儿干吗？还不快回家！”
“我不回家，我后妈打我！”
屋里有的人笑了，那个警察说：
“你听话就不会打你了，快回家吧！”
“我不！我回去她还会打我，我的脸都让她抓破了！”
他们走近仔细看了看我，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了。又一位警察说：
“回去跟你爸说去，这事儿我们不管，回去吧！”
说完他们又忙他们的事，不再理我。我不走，还在那儿坐着。
天黑了，他们该下班了，一位警察走过来说：
“走吧，我送你回家。”
我把警察带到我们家，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敲门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警察和妈妈一起出来了。
“你妈不会再打你了，你以后也要听话，知道吗？”警察说完就走了。
妈妈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谢谢了，警察同志不再坐会儿？喝点茶再走？”
“好啊，你有本事，敢找警察！你以为警察就向着你啦！”外婆说。
“等你爸爸回来再跟你算账！”妈妈恨恨地说。
几天后爸爸回来了，我听见里屋妈妈在向爸爸告状，我在外面等着。
一会儿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严厉地瞪着我，我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瞪着他，那一刻气氛很紧张；我等着他过来打我，想着反抗的方式，是跑还是拼；不知他是被我的表情镇住了，还是怕我再找警察，他没有打我，扭头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爸爸也没再打我。
由于我脸上挂花到的学校，班主任老师问，跟我要好的同学也问，结果我有个“后妈”的事在班上传开了。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他嘲讽地说：
“怪不得你后妈打你，活该！”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有同学报告了老师，老师赶过来把我们分开。我气喘嘘嘘，一脸的悲愤；那个同学呼哧带喘，断断续续的辩解：
“我就，说，说那么一句…，你，犯得上，跟，跟我急吗？…”
是的，我不指望同情，但起码也别拿人家的痛处开心。
我很长时间没再理他。
四． 住校
育才学校能住校，我不愿住在这个家里。我跟爸爸说我要住校，起初他不答应，和妈妈的那次冲突后，他们答应了。
住校真好，我享受着住校的自由。
育才学校的学生宿舍是大殿一样的房子，是“先农坛”建筑的一部分。学校很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我好像三年也没有走遍它。
更让我高兴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凭借书证能随便借书，我能不受干扰地看书了。我如饥似渴，看遍了当时的热门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还看了不少古典名著。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还能背诵英雄保尔的名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开始了独立生活，我能自己洗衣服，钉纽扣，缝补衣服，整理床铺。不用外婆絮叨让她“服侍”了。
男孩子都不太注意自己的穿着。我那时的个子已和妈妈差不多高，所以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她穿旧的改的。衣服还好说，裤子穿起来就有些问题。起初我还不在意，不过是撒尿时麻烦点。有一天让一个男生发现了秘密：
“嘿，你们看，他穿女的裤子！”
同学们在一旁嘻嘻地笑，我十分难为情。以后再给我女式裤子我一概拒穿，非让他们改成前开叉的不可。
那个年代衣服穿破了打补丁是寻常事，革干子弟也是如此。上衣的肘部和袖口，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等处都是必打补丁的地方。用缝纫机打补丁是奢侈的，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一般都要自己动手来缝，我则更不能指望别人。补丁要漂亮，选一块大小合适颜色相近的布剪成圆形或椭圆（那时的主色调是蓝和黑，颜色的配合不是问题），然后再一针一针用细针脚一圈一圈的缝，针距行距都要匀称，两肘两膝的图形要对称，看起来有一种美感。我开始不行，经过反复实践，后来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育才学校，几个人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缝补丁是男生宿舍的一景，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的一部分。
学校的餐厅里摆着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那可是个稀罕东西。平时晚上老师看，周末没有晚自习学生也可以看，为此我常常周末也不回家。
我喜欢中学的所有课程，尤其喜欢外语。当时中苏友好，学的是俄语。我们唱苏联歌曲，和苏联中学生写信交朋友。元旦晚会上，摆放着苏联小朋友寄来的漂亮的圣诞树。我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在晚会上我用俄语高声朗诵：
Χοροщий день， 好日子到了，
Эемла на цветов。 遍地花开。
Цветы растут， 花儿在开放，
Нами растй。 我们在成长。
但好日子不长，困难时期到了。
五．困难时期
五九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老师告诉我们，国家遭遇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吃饭要定量，我们那个年龄的标准是每月二十六斤。
我现在一天的主食吃不到半斤，二十六斤够两个月的了。可那年月缺油少肉，人就特能吃饭，个个像狼一样；二十六斤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够。
育才学校毕竟是革命后代多，能稍稍的享受一点照顾，就是三顿饭除了定量的馒头米饭以外，有随便喝的比较稠的粥。我们那时正值长身体，又是爱动爱闹的年龄，每天没到下课就饿得不行。老师给我们宣传“劳逸结合”，为的是减少热量摄取不足情况下的体能消耗；结果是广播操也不上了，足球也不踢了，吃完饭就挺着灌满粥的肚子回宿舍。
可放假回家就遇到了麻烦。外婆嫌我能吃，会占他们的便宜；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缸，把属于我的那份米倒进去，做饭时让我自己拿一个碗单独盛好米放好水，放在他们焖饭的锅的一边。我必须估计每天的米的用量，以保证细水长流，不至于断顿。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不太会做面食，于是拿定量中的白面和邻居换成米，所以我们老有米吃。
吃饭时还会单分出我的一份菜，在那个特殊时期，菜也是有限的资源，尽管没什么菜。
父母不反对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我无话可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医院一样的特正规的校医室，开学后不久进行了一次体检，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在一个小护士面前，我满脸通红，把汗味十足肮脏不堪的内衣脱得只剩一件裤衩。一系列的检查后告诉我得了浮肿，要住院。
所谓浮肿就是用手指按压腿部时，会出现一个坑，要过一会儿才能恢复原状。
我和十几个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住在校医室的病房，享受了大概半个多月的特殊待遇；每天的饭菜里都有些蛋和肉，吃得特好，后来出院时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现在想起来，能上育才学校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