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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作孽，对上天存敬畏之心，是奶奶给予我的精神财富。
老二在三四岁时端着小板凳摔了一交，凳子腿把鼻子豁开一个口子；妈妈发了疯似地抱起血流不止的弟弟奔向医院；弟弟的鼻子缝了好几针，妈妈心疼不已，不停地说：
“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
那情景我印象很深。
妈妈很少理我，打我有爸爸动手，做家务有外婆指派，她要照顾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们和我不一样，那些不一样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细节我又必须忽略和容忍，否则就是我的错。
比如，吃饭时弟弟妹妹的碗里有煎蛋，而我碗里没有；妈妈给他们织毛衣，围巾，却不会给我织。
父母下班回家，弟弟妹妹们高兴地拥上去，在提包里找“好吃的”，此时我只有看的份儿。如果流露出眼巴巴想要的神态，妈妈就会嘲讽地说：
“这是小孩子吃的，你这么大还好意思争嘴呀！真没出息！”
“好吃懒做”是外婆骂我的口头禅。
这一切在他们（包括弟弟妹妹）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庸质疑；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忍让与沉默。
多年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女儿。从她懂事开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说：“给爸爸妈妈一点！”女儿就听话地用小手抓给我们；就是一根香蕉，她也会先让我们咬一口。后来养成了习惯，无论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和我们分享。在她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在街上给她买了一支雪糕，我说：“爸爸不吃了，你自己吃。”可女儿不答应，举着雪糕非要往我嘴里送，这场面让过路的一位 老者看见，赞叹道：
“这孩子真少见，真懂事，真好！”
我感到欣慰，我没有在女儿心里培育自私的种子。
现在想起来，我这么做或许是对儿时心理创伤的一种补偿：从来没有分享过而渴望分享。
但我庆幸命运使我懂得了分享的意义。
八． “小白菜”和软暴力
一面是对亲生儿女的自私而真挚的母爱，一面是对我的毫不掩饰的冷漠——这就是我的“妈妈”。
我生活在母爱的阴影之中。
“蛇蝎继母虐待男孩，家里几乎所有尖锐物都成刑具。”
“鹰潭铁路二小三（2）班学生刘超军被继母徐建华虐待的事实真相已经基本查清，公安机关已把徐建华治安拘留。”
这是2003年9月的新闻报道。
“17岁少女疑遭继母凌虐致死，骨瘦如柴全身多处淤肿。”
“台北县深坑一位17岁的陈姓少女，疑似长期遭范姓继母虐待，以绳子捆绑限制行动，少女不堪凌虐死亡。”“
“警方已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將少女的继母移送台北地检署”。
这是2004年5月来自台湾的报道。
看到这些报道，我或许应当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我受到的不是残酷的虐待，而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不公正。
是的，父母挣钱养家，辛辛苦苦；即便是不喜欢我的外婆，每天操持家务，洗衣做饭，也当属不易。我衣食无忧，难道还不应当知足吗？
我能感谢他们的养育。
却无法感激他们的冷漠。
人们往往关心类似“人咬狗”的极端个案，很少有谁关注那些在自己家里受到冷漠的孩子。
在“爸爸”“妈妈”的冷漠下生活的孩子，仍然受到社会的冷漠。
近年来，教育心理学专家提出“软暴力”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家庭或学校生活中的，一方或多方成员对另一方或多方成员所施行的，强烈的或者持续不断的精神伤害。也可以叫做“心理暴力”或“精神暴力”。
那是一种触及灵魂的伤害，而且可能同时有皮肉之苦。也就是说，软暴力可以并不伴随暴力，但暴力往往同时伴随软暴力。
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歌《小白菜》，曲调哀婉，诉说的就是来自后娘的“软暴力”：
小白菜啊 碧绿的黄啊，
三岁两岁 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 好好过啊，
就怕爹爹 娶后娘啊！
娶了后娘 三年的整啊，
生了弟弟 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 我喝汤啊，
端起面碗 泪汪汪啊！
桃花开了 杏花的落啊，
我想亲娘 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 一阵风啊，
我想亲娘 在梦中啊！
有人说这是河北民歌，有人说是河南民歌，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家庭“软暴力”的现象比“软暴力”的名词出现的要早得多。
九．感谢命运
当要结束这一段童年的回忆时，儿时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百感交集。
我有时想：如果当初我不来北京，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我就不会遭受冷漠，遭受白眼，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会是多么的幸福！
如果上天真的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的人生就会完美无缺了吗？
我认真地想了想，答案是：不会。
许多在爱中成长的孩子并不懂得爱，他们在爱的浸泡中麻木。
关爱和冷漠的强烈反差给我上了人生无比宝贵的第一课，那是爱的启蒙。这本是人生的必修课程，每个人也能以不同的经历得到的；但遗憾的是，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启蒙，而有的人竟然是在爱的名义下生生错过的，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幸。
如同文盲看不懂书报，未接受过爱的启蒙的人不能正确阅读人生。
我能读懂命运给予我的每一份关爱，珍惜并在记忆中珍藏，并永怀感激之情。
我感谢命运。
即便是冷漠，其作用也未必都是负面的。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号召订《中国少年报》，爸爸给我订了一份。每次报纸来了，我挑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这遭到外婆和妈妈的一致批评：
“给他订报他也不好好瞧，这不是糟蹋钱吗？”
“连学校发的书他都不看，还看什么报，白下功夫嘛！”
为了保住这份报纸，以后每新来一期，我都仔仔细细地阅读，为了证明我认真读报了，爸爸还不时拿报纸里的内容考我，我都能对答如流。看过的报纸我把它叠好，按日期顺序整齐地放在一起，每个月都能做到一期不差，这才使她们无话可说。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家的书橱里，衣柜顶上，堆放着我保存多年的几种报纸和杂志的装订本。
此外，我不挑食，能吃苦，能吃亏，也应归功于家庭环境的“培养”，这使我终生受益。
童年的心如同晴朗的天空，虽然曾有阴霾，仍能享受阳光。
我回忆在北京的小学时代的生活，有许多快乐温馨的画面在眼前浮现：
那时出永定门就是庄稼地，是和小伙伴们捉蟋蟀的好地方。撒泡尿把蟋蟀从窝里赶出来，然后把捉住的蟋蟀小心地放进小纸筒带回家；斗蟋蟀的过程更是趣味无穷，拥有一只好的蟋蟀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拥有一台好的游戏机。
“陶然亭”也是一块乐土，那时公园还没有围墙，我们从铁丝网的空隙钻进去；带上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放点米粒儿或馒头渣，然后用绳子拴住扔进湖里，过一会儿拉上来，瓶子里就会有几条游动的小鱼。回家把它放进大一点的瓶子里养着玩，那就是我们的“宠物”。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玩具大都是要向大自然索取的；知了、蜻蜓、蚂蚱、磕头虫，都曾给我们带来许多难以忘怀的乐趣。
刚到北京时，街上叮叮当当隆隆开过的有轨电车吸引了我，那是南京没有的。有一回和大人们出门，我停在路口着迷地看电车拐弯时车顶上电线打出的火花，结果和他们走失了，是警察帮我找回了家。我记得警察叔叔还给我买了块烧饼吃，那块芝麻烧饼吃起来特别的香。
五十年代北京的公交车还不多，坐公交车如同现在“打的”，也是较高的消费。孩子们出去玩有时要步行很远的路，我走路节奏快，步伐大，都是那时锻炼出来的。到小学高年级时，“六一”节学校放假，那一天儿童享受特别的优待：坐公交车不要钱，公园也免费开放，那真是难得的疯狂的机会。我一大早就带点吃的急急忙忙走出家门，坐汽车从动物园逛到北海，从景山逛到天坛…，一直玩到天黑，才筋疲力尽地回家。
童年总是美好的，虽然在母爱的阴影之下。
正文 第二章 荒唐的年代
（更新时间：2005…9…4 10：22：00 本章字数：12470）
第二章 荒唐的年代
德性非生于天性，但也不违反天性。
—— 亚里士多德
一．天性与人性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块宝。……”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是棵草。……”
每听到这首小儿撒娇似的“流行”歌曲，我就想：唱这种得便宜卖乖的歌，是特意给世上没有妈妈或没有亲妈妈的孩子们听的吗？
有人或说我这种心态不对，是得不到母爱的病态心理。
我说不，得到母爱的心态未必比得不到母爱的心态更健康。
这种过于夸张了的“恋母情结”原本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这首歌作为衬托特定故事的电影插曲还可以理解，平时摇头晃脑地唱还真有点变态。
母爱不过是动物为繁衍其后代而产生的“天性”。
这种天性中有无私与自私，有温情与残忍，有勇敢与懦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
人性中应有母爱，而母爱中不一定有人性；所以母爱本应是个中性词。
对人类来说，母爱不是没有副作用的补品。
缺乏人性的母爱既不“绿色”，也不“环保”，对其亲子都有潜在的毒害，更不用说污染环境了。
有人说一个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此话不错，但未必是有德行的教师。
我的感受是：一本好书抵得上一百个平庸的母亲。
女性作家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中有一段论述，我非常赞同：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简言之，母爱如不能上升到“高一等的知觉”和“高一等的理解力”，与兽性无异。
请对“母爱”尊崇膜拜的女士们先生们原谅，我绝无冒犯之意。
也请动物保护主义者息怒。
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把人的劣根性称为动物性或兽性是侮辱了动物。的确，动物依本能行事，它的善恶是人类赋予的。狼吃小羊并非残忍，狗依主人也非忠诚，公鸡司晨也非守时。它们本能的“恶”无可指摘，而本能的“善”却令人感动。
人既然是由动物祖先进化来的，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动物性，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悲的是，人的动物性的恶性发展并不能使人回归为动物，而是连动物都不如。
因为动物本无心作恶，而人是有心作恶。
二． 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育才学校”上中学。
“育才学校”很有点名气，都知道那是从革命老区转过来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