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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初始，源于牛录额真。在满语里，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满洲古制：凡出兵、狩猎，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头目，这个头目就叫牛录额真；後来汉译则称佐领。随着满洲实力的逐渐强大，每牛录的人数也由十人增至三百人，而牛录额真也就成为官名；此系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之事，定制者即是奴尔哈赤，後来的清太祖。又过了十四年，队伍已经扩大到四百牛录，为便于管理和指挥，努尔哈赤遂设立八旗制：五牛录立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额真；包括努尔哈赤在内，一国共设八个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八固山，即八旗，固山额真，则是旗主。各旗以色别之，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
自此，满洲人才可被称为旗人。因为，所有满洲人都被纳入八旗，各归己身所属的旗主管辖。在旗之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分；旗主与旗主之间，则身份平等。然为协调八旗之内务外交，八位旗长须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长；若此人不称职，或有事令各旗不满意，则可弹劾之，另易新首长。以此之故，孟森才称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并形象地比喻为“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可概括为对外一致而内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这种特点：各旗分治旗务，同时，民主推选首领，共同合作，相互制衡。
但是，当时努尔哈赤制定这套制度，并未想到要用成文“宪法”的方式加以确定，不过是在口头上和各位旗主进行了约定，一旦出现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这种“口定宪法”的约束力就不太可靠了。当然，真碰上雄猜英果不世出的伟人，就算有白纸黑字的成文宪章，也不过是擦屁股纸一张而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便是这么一号人物。他于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以前国号为金，或大金，亦称後金），做了“宽温仁圣皇帝”，年号崇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将八旗共和的国体改造成君主专政的国体。至于他如何改造制度，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尔哈赤在世时，皇太极便以战功着称；努尔哈赤卒，皇太极便挟威独领正黄、镶黄两旗，破坏了一人一旗的老规矩。尔後，他将旗主划分成大、小两档，自己与其它三旗主称大贝勒，召开旗务会议时，四人“并坐而治”，渐渐将话语权集中起来。不久，以战败失地及其它罪名废掉一个大贝勒，于是，四人帮变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蓝旗的大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诉两兄弟的“罪恶”，皇太极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将正蓝旗收归麾下（双黄与正蓝，盖即後世所谓“上三旗”之雏形）。至此，三人行变成哥俩好：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称帝，则哥俩好之局亦不复存在，满洲定于一尊矣。
虽然，皇太极于努尔哈赤所定制度，并未尽废。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现在，皇帝代替共主，选举变成世袭。但是，各旗之人对旗主具君臣之分，则仍未改变，皇太极且专门立法保障这份权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丧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门庆吊者，治罪。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後来，便发生过堂堂一品大臣因为赴旗主家丧事，“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从而耽误了皇帝的召对。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为难。皇帝为此哭笑不得，只好将他“抬入”自己领辖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压抑”。雍正皇帝并特地颁布一道谕旨，进行“修宪”，说，嗣後旗主家再有丧事，必须将所属旗人现任文武大臣者，开具名单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事在身，则照常办事，毋庸吊丧、执役。此外，皇帝所领之上三旗，与其它五旗，亦无轩轾；旗人无论身在何旗，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皇太极时期的八旗制，“联邦自治”的局面并未破裂，只是多出来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的皇帝。不论内财、外交、军事、礼仪，八旗自治的权力全部上缴给皇帝，这个专制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军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统管理，旗主已无兵权，全国唯一的军阀便是自将三旗的天子。户婚田土等民事，则设御史稽察，并令各旗交互代管；这一招，便渐渐消泯了各旗自为主属的界限，并不啻是对各旗财税情况做了精确审计。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旗员，特别是已入朝为官为公务员之旗员的身份，以抑制旗主的威权。例如，不许旗主将已为朝廷命官之旗员挑选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从；旗员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内权贵敢于勒索、刁难本旗出任地方官之旗员，特准旗员举告，“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将旗人对旗主的尊敬驯服转移到皇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专制路线，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现象。此术之发扬光大，则见于雍正以降蔚为盛况的密奏制度：官有等阶，进言则不论卑贱；事有大小，汇报皆朕所欲闻。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职也有机会告一告御状，由此，上下相制，人人谨慎，而操其柄转其枢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语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宫，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这么顺畅、多元的情报渠道！
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後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胤禛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并非无理。然而，其它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後，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胤禛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後的区别。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幾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