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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她听到莫妮卡在录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时，她确实发现了痛苦，因为这让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当时她女儿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认：“这是很少人知道或关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她生活中的这整个故事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有些是别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中投入了这么多。”
时间的流逝几乎没有冲淡莫妮卡的内疚和痛苦。有时候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传唤，随后痛苦重新燃烧起来。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听到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电视秀中谈论斯塔尔报告，他问观众：“你能想象一个年轻男子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带回家，对他父母说‘我要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结婚’吗？”这个尖刻的评论让莫妮卡无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听着布拉德博士的话，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
结语 秋千上的女孩
秋千上的女孩（1）
当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离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总统最后那次见面正好刚过一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是白天她本应清醒着的时刻。而在她的睡梦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几个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头脑、心脏、身体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这思念的痛苦。”她说，“我如此剧烈地怀念着他占有我的方式。”
他能够轻易引起她的情绪波动，从温柔、渴望到自怜、内疚再到愤怒。“最近一个时期，”她补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闭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宫东楼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确信电话那头响起的将会是那个声音，那个对别人如此生硬，对我却如此亲密的声音，那个充满着渴求、悲伤和欲望的声音。
“很奇怪，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好像我真的在那里一样。有时候，我怀念接了电话之后去椭圆办公室的那种紧张的欢乐，我的心跳飞快，脸颊晕红，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时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身体的温度，我就兴奋。我会迫不及待地和这个‘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尝爱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总统的这份感情已经结束了，那温柔的触碰和有力的拥抱也随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样怀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宽厚的微笑。”
但是，她对于那段浪漫日子温馨的怀想，最后总会被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总统是如何指着她对全世界说，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性关系。这份又爱又恨的情感，让莫妮卡心中充满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见他，我关掉电视机，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无论多么为之伤心欲绝，现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顿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她和国家撒谎。她说，“我从来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让我知道他比我想象得更不诚实。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撒谎，这一点让我心中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
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调情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
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
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专制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秋千上的女孩（2）
无论何种标准，弹劾之争都显得太过超现实。一场审判暴露出美国法律系统正濒临沸点，同时正义则降到最低点，这是系统对常识的胜利。国会决定弹劾总统，根据就是那个男人找人代写的报告，而他根本没有见过关键证人，更别说面谈了。这个报告的基础则是在一个一边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这样的法律圈套中，一个人够聪明的话就能在大陪审团面前“起诉一块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被扔到了一边，国会投票通过总统因为两项条款而被弹劾，一个是在大陪审团面前发伪誓；另一个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条“弹劾的理由”不久从低级立法机关，也就是众议院，被送到参议院，在参议院里，正式审判从1999年1月7日开始。100个参议员都宣过了誓，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让总统下台。然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个举动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只是一次用来摧毁整个国家的联系而已。
对莫妮卡来说，参议院这次对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审判，激起的不仅是她的焦虑和悔恨，还有憎恨，当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召集证人时，这个提议显然是共和党的调查官和克林顿对手们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浑身颤抖地等着知道，是否要作为证人出席审判现场，是否要在参议员面前被拷问，而这一切都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里有两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欢的Veuve Clicquot香槟，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没有，她就拿后者来庆祝。
那段时间，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恋爱，变成了一场政治倾轧。“这是我的爱情，我的思想，我的身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低俗可鄙的政治事件。”她哀叹道。
一个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终升级成一个全面弹劾事件，这恐怕是这场传奇最惊人的特点了。根本上说，这只是一个有关爱和背叛，悔恨和自责的故事，而实际上几乎完全占据这一事件解释权的，是一些法律术语，被新闻记者、律师、政治家引发的争论，和被对立而非调和思想定义的话语。在他们的议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没有很高的位置。
当来自众议院的管理人员和白宫律师团展开引人注目的法学争论之后，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戴尔·鲍布斯——前参议员、阿肯色州州长，也是克林顿家庭好友——提醒整个众议院，整个美国，这起人类悲剧的幅度有多么宽广。
在他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鲍布斯谈到了自从斯塔尔开始他的调查之后，五年来克林顿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额的诉讼费用，更不用说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的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了。他说这场调查已经让“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紧张，总统和女儿切尔西和谐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件事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他总结道，“所有的压力和惩罚已经超过了应得的。”
然而，不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对于这件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级别的雇员和她老板之间的办公室罗曼史，过去一年所说所作的一切，不过确立了一个精细的分析。这是莫妮卡的愚蠢——或许还有人会谈到她很不幸——她爱上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而更坏的是这个男人还有一群不可原谅的敌人。在其他任何环境中，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她都会被允许背上行囊继续前行。
在其他任何环境中，或许——不过莫妮卡的妈妈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一个浪漫又容易受伤的年轻女孩，事情将完全两样。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段浪漫史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课，教会她如何成长。而现在，她私密的痛苦成为了大众的娱乐，这是最残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让人们剥下这个年轻女孩的最后一丝尊严和隐私？”
就像被扔进了养满水虎鱼的水池里，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场媒体热中被迅速吞噬干净。每一丝小小的不完美，每一个缺点，都被专栏作家、摄影记者、喜剧演员还有那些业余心理医生赤裸裸地剥下来。就像戴尔·鲍布斯提醒公众的那样，克林顿也是一个人。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莫妮卡的父亲让加利福尼亚电台的大部分听众知道，传播这些针对他女儿的过分言词，这不仅伤害了她，也伤害了她的整个家庭。
最近几个月内，对她放肆的敌视渐渐消逝了。现在公众才渐渐认识到她并非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中，她的证词是对她和总统关系最公正的记录。许多人意识到她只是一个被特里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