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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被人抛弃，后又发现这个人竟然有可能欺骗自己，莫妮卡痛苦万分。加上华盛顿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对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发现，现在她只能求助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她、鼓励她：琳达·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亲已经搬去纽约，而且开始计划与彼得·斯特劳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来越依赖特里普。
两个女人反复讨论着克林顿，她们不断听着总统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莫妮卡变得非常病态，她觉得自己正在从总统简单的一句说话中体会出微言大义。（后来他对她说，他没有想到莫妮卡竟然会那样重视他所说过的话，从他的这句话来看，莫妮卡是将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励莫妮卡找总统算账，凭什么他可以耽误她，阻止她回白宫？他曾答应她在1996年11月，大选结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特里普说，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结果，白宫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就业机会，总统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办法给她解决工作，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1997年6月9日前后，在玛莎·斯科特办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后，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帮助”和催促下，她给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留言，上面写道，假如他真的对她重返白宫工作一事深表关切，就应该帮助她得到这份工作。这条留言看来是起到了一点效果。因为没过多久，玛莎·斯科特就主动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并且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说，她本人刚刚做了个手术，回办公室没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视了莫妮卡。
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没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资料。有趣的是，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斯科特否认了总统曾让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说法，她仅仅承认了一点：就在她与莫妮卡通电话前一天，贝蒂·库里曾给她打来电话，贝蒂说她的一个年轻朋友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请斯科特帮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宫的工作机会。
几天后，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在这次面试中，斯科特对莫妮卡本人的兴趣显然超出了她对对方工作经历的兴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询问了很多关于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问她为什么会离开白宫。莫妮卡只好编造了一个听起来很纯洁的故事，她说，她与总统之间确实非常友好，这让白宫里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觉得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她的举止“不合常规”。斯科特同时还对莫妮卡为什么这么急于回到白宫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经反复表示，她愿意在白宫做薪水和职务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来，五角大楼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吧，至少，那里的停车位就比白宫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问她这么私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总统有关的问题。6月17日她在给凯瑟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很郁闷，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她应该问的……”虽然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两次面试，并且上了最终的甄选名单，可是，莫妮卡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这份工作。她打电话向斯科特问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却表现得非常无辜，后来，斯科特将这次谈话称为她有生以来“最晦气”的一次谈话。在电话里她告诉莫妮卡，不仅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已经被别人抢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宫的另外两个机会也已被人捷足先登。这两个职位在白宫的政治术语里称为“借调”，也就是说，将人员临时借调到白宫的某个部门，待到时机成熟，有可能会将他们转成白宫正式工作人员。
之后，莫妮卡给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发了封电子邮件，她在信中表现得迷茫，思维很混乱，让人感觉她甚至有可能想不开寻短见。在信中她说，“今天我才知道，我没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应该彻底放弃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麻烦，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又会完全改变主意。”
特里普的罪（3）
凯瑟琳当然支持莫妮卡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的决定。两天后她回了封电子邮件，写道，“莫妮卡，你的电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你所碰到过的这些波折而伤心。我给你的意见是，你真的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放手，如果不这样做，你的面前就仍然会充满阴云，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来……我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不开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开这一切。”
这次会面后，莫妮卡仍然给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认为“装腔作势”的感谢信，可是事实上，斯科特所说的话使得莫妮卡心中疑云密布，她在想，在过去的这三个月里，总统是不是一直在骗她，莫非他从来就没有为她找过工作？安迪·布莱勒曾经对她说过谎，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比尔·克林顿也是这样的人吗？
无论莫妮卡奔向哪里，哪里的大门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关上。
6月24日，莫妮卡给贝蒂·库里写了封信，她诉说了自己与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会面，并且表示总统不愿意见她，这令她非常痛苦。同时她向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问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希望贝蒂重视斯科特的这一举动。莫妮卡没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对斯科特与克林顿的怀疑，同时她相信斯科特并不适合帮助自己找工作。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写道，“贝蒂，我觉得非常沮丧和难过。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故意对我装聋作哑，为什么对我的遭遇没有一点反应，为什么要故意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为什么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没做什么错事啊……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6月29日，在琳达·特里普的鼓动下，莫妮卡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条，送给总统本人，她想要说服总统见自己一面，与她一起讨论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亲爱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与你讨论我现在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五个多星期没有联系了……请不要对我这样残忍。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么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我乞求你（开始她在这里写道，“从我内心深处”，可后来又被她自己涂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简短地与你见一面。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封短信中，“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几句话，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给贝蒂·库里打电话，贝蒂只是简单地告诉她，现在总统太忙，没法抽时间与她见面。从这一刻起，莫妮卡开始陷入疯狂，她说，“这时我真的觉得很愤怒，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那时候的我只能像一个臭虫一样缠住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对着贝蒂大哭，好在贝蒂是个非常镇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电话里慢慢安抚了莫妮卡的情绪。更让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后来才得知，在给总统写信的次日，她给贝蒂打电话，总统当时竟然就站在贝蒂身后。贝蒂安慰她说，总统会在一两天后给她打电话，可是他始终没有联系莫妮卡。
好友凯瑟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她还是敏感地体会到了朋友的情绪，7月2日她又给莫妮卡发来电子邮件，焦急地劝说她离开华盛顿，她写道，“莫妮卡，现在我真的为你感到担心。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我感觉你已经处在了危险中，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对头。我感觉你现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为你担心。”
给总统写了那封短信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两天，当她意识到总统仍然不愿意理睬她时，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特里普的罪（4）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