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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直起腰是个人的幸事，而人才弯下腰则是社会的悲哀。当奴气不再是香气，而是臊气、臭气的时候，人性的天空才会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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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组织个人化现象1
作者：李光阁
组织个人化现象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
要想把十万贯生辰纲抢到手，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刘唐、公孙胜等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晁盖。在吴用的策划下，晁盖组织起了八人抢劫集团，以一出双簧戏，在黄泥冈把生辰纲干净利落地搞到了手。案发后，单靠这八个人的临时性组织，很难与官府抗衡，于是晁盖等人投奔了水泊梁山，希望借助这个更高层次的组织，实现与朝廷力量的对抗，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梁山集团里的一百零八名领导成员，确实不乏亡命之徒，但大部分是某一方面的优秀人才。在主流社会无法容身的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梁山，进入了博命生存的通道。梁山集团这个大型组织里，既包括像宋江、林冲这样单独上梁山的个体力量，也包括二龙山、桃花山这样原来规模就不小的组织势力。他们之所以脱离原来的官府组织或者黑道组织，共同纳入梁山集团当中，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梁山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说白一点就是个人的血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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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组织个人化现象2
作者：李光阁
组织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企业车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组织。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当中，国家借助组织实现治理，个人依赖组织获得生存。梁山好汉上山的过程，是个人组织化或更高度组织化的过程。梁山好汉们的成分非常复杂，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之所以放弃自身鲜明的个性，服服帖帖地站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跟着晁盖、宋江干事业，是缘于他们对梁山所提供资源的依赖。这里的资源是指个人或一个组织满足其他人或其他组织各方面需求的能力。
当资源处于垄断地位时，组织成员的服从，更多的是为了换取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同时也只能从其组织和上司那里才能得到的短缺资源，也就是说，服从主要是以依赖为基础，服从主要是为了交换。吴用拉阮氏兄弟下水时，阮小五曾经对梁山上王伦等人的生活状态很羡慕。他的话说出了梁山上绝大部分人的心声，梁山可以提供给众英雄所渴望得到的资源。为了这种资源，正如阮小七所说的：“如果有识得我们的，任凭水里来火里去，能够过一天舒服日子，死了也是眉开眼笑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是为了吃吃喝喝。宋江在说服关胜、呼延灼等降将集团归顺时，则是承诺将来要努力实现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报效国家。
在王伦、晁盖尤其是宋江的领导下，梁山组织成了一个理想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众好汉“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认性同居”、“随才器使”，实现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招安的圣旨一到，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同去，只剩三十六人归，最后宋江、卢俊义、李逵喝毒酒而死，花荣、吴用上吊而亡，上演了一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梁山悲剧的原因在于招安，而招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宋江。因此，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考虑招安问题，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梁山宋江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于组织个人化。
在西方学者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它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二是强制性的统治，这种统治一般借助于机构或组织实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强制性的权力命令型统治和交换性的依仗利益型统治混为一体，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关系。只要摆脱不了对组织垄断性资源的依赖，就必然会放弃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性。而一旦获取了对组织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与组织成员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公共组织当做个人私产的组织个人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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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组织个人化现象3
作者：李光阁
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梁山路径
阮氏博命通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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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一个将领的黑社会大哥之路1
作者：李光阁
一个将领的黑社会大哥之路
这些官员具有趋利避害和有奶为娘的特性，一旦国家有事，往往没有任何道德包袱，立即反水倒戈，承欢新主，并将责任全部推到制度身上。
关胜身为北宋帝国的将领，在率兵“剿匪”时被俘。作为军人的他，在没有任何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居然趋身事宋江，排在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位领导人之后，位列对梁山贡献最大的林冲之前，成了排天罡第五名的五虎将之首，其中的道理不得不说。
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兵围大名府后，留守使梁中书连忙派员到东京向岳父蔡京求援。先有十万贯生辰纲泡了汤，现在女儿女婿又危在旦夕，旧恨加新仇，惧怒之下，蔡太师立即召开军事紧急会议，讨论出兵之策。此前，梁山已先后破江州、祝家庄，闹高唐州、西岳华山，击败高俅所派的三路精兵，震动朝野，所以会议开得比较沉闷。在无人发言的情况下，丑郡马宣瓒打破僵局，向蔡京推荐关胜：“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宣瓒还补充说：“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
北宋末年，关羽被朝廷追封其为“忠惠公”，继而又加封“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到明代万历年间则成为帝君，清代顺治年间则追为大帝，当然这是后话。宣驸马之所以强调关胜高贵的DNA，是因为关羽在意识形态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唯一能与孔子并称的圣人，在江湖的影响尤有过之。尽管关胜当时“屈在下僚”，仅为蒲东巡检司，但“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的模仿秀形象，让蔡京高度重视起来，立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