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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7）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击，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惟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六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是没话说的，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8）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