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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
“好了，贤卿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2）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蕡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惟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蕡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蕡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蕡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已就让人触目惊心。
宫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蕡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蕡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蕡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鬻官卖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叹道：“佩服！佩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蕡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蕡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蕡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蕡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蕡。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蕡称屈。李郃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大为刘蕡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蕡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蕡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蕡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蕡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胜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蕡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蕡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经常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
二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则思变，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帐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却记上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的路子，沈■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之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