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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后又在固定的大车店投宿，于是就形成了货运一条龙。镖局、大车行、大车店都建立在中心城市、货运枢纽和交通干道上。大车行和大车店本来属于同业，只不过各有侧重，大车行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大车店也备有大车，用来平时运送饲料，如果投宿的大车发生了意外，还可以相互代替，二者无严格的区分。
骡马和镖车作为镖局的必备工具，镖师们自然在挑选骡马和驾驶车辆方面是行家里手，有些跑北道的镖局借工作之便，也顺便搞起了大车行副业，搞点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多是退居二线的镖师，还有的是前来投奔镖师的亲戚朋友。在经济收入上，有的单立门户，有的附在柜上，因为都属“内亲繁殖”，一般比较团结，业务也红红火火。
镖局做生意的特点是不和货栈竞争，只是看准时机抓上一笔，最典型的是南货中的茶叶，运到口外就能买出好价钱。北货中的骡马，只要一进长城，口内和口外就不是一个价钱，秋肥时贩卖一批牲口到河南、山东，准能赚到几成银子。另外，镖局还有一种生意叫捎、帮、带，很近似现在的企业家的经营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走”。因为竞争压价，拼死争夺某一个市场是经商非常愚蠢的事情，弄不好会两败俱伤，况且镖局也无力、无心和货栈竞争，再加上他们忠诚守信的精神和自身的武德，他们依然还是把保镖的职责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利益，本身保镖已经获得了利润，捎带做点生意已经非常满足了。
镖师的自我经营
由于镖局业务的特殊性，以及镖师身份的特殊性，注定了镖师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命运时的局限性，虽然他们不至于饥寒缠身，但是也不会成为富翁。但是镖师究竟是怎样经营自己的一生的呢？难道说镖师当中就没有一个成为富翁的？
准确地说，镖师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主的镖礼。有些镖师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吃大股”的掌柜的，但对在利益分配上相对均等的镖局来说，却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有些有心计的镖师虽然也能靠捎帮带发点小财，但最多也是告老还乡后置上几亩地，或者开个小磨坊、小油坊、小粮店而已。因此说，做镖师发大财的人甚少。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镖师干了几年之后改了行。镖师改行后是很容易找到事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走镖过程中常常与商人打交道，走南闯北，眼界也宽了，逐渐掌握了各地区的商品差价，开始做起买卖了。镖师们做买卖大多是从贩卖骡马开始。内外蒙均盛产牛马，秋肥后牧民们把将要出售的牲口赶到绥远、张家口等交易市场出售，价格比内地贱许多。镖师们常年在外走镖，懂得骡马的习性，挑骡子相马是不会打眼的。闹好了一匹能赚上个百八十两的银子。于是，有些镖师在柜上干了几年后，和柜上好离好散，当上了马贩子，把口外的骡马贩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售，并在家乡地区开大车店，接待过往的商旅。镖师改行后和原来的同仁们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也不会骂他不仗义，一般都能继续合作。
走水路的镖师对江南的丝、茶行情了如指掌，北京是茶叶、丝绸的消费地，也是中转市场，一些走南道的镖师改行后大多从事的是这项业务，把大宗的茶叶、丝绸运到北京，卖给跑北道的老朋友运到张家口、绥远等地销售，长途贩运中确可以赚些大钱，等到买卖做大了后，又找原来的同仁给他保镖，所以说改行后的镖师大多能同原来的伙伴继续合作。
水路镖师改行后最能发财的商机是茶叶，清代盛行清明节献新茶的习俗，京中的高官达贵们讲究品尝“江南春色”。所谓“江南春色”就是谷雨前采摘的新茶。鲜、嫩、新、清，品之春意盎口，故称之为“江南春色”，俗称雨前茶。茶商们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签曰“马上春色”。飞马接力运到北京，所以价格昂贵，一小坛高达百八十两银子。清明后三天内运到北京的雨前茶每斤价五十两银子，再过几天后就跌到了二三两银子。
镖师改行从商后固然有富起来的，但败了的也不少，因为习武之人重德讲义，不习商斗，在商海风波中略有闪失，就会闹个倾家荡产。改行经商的镖师一旦经商失败，处境是十分凄惨的，所以镖师对从商是十分慎重的，手中有了几个钱之后，宁可去开赢利不高的大车店，也不去跑买卖。在发财的道路上，镖师是保守主义者，所以很少有人能在经商的道路上很好地经营自己。
镖局中的融资高手
古代的镖师们也许不知道“融资”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在经营中非常成功地应用了“融资”经营这一先进的商业战术。镖局从诞生到消亡的几百年间，几乎很难见到哪个镖局发了大财，成为富商巨贾，但是也有个别镖中翘楚，在经营上扩展思路，他们与他人联合经营，融入别人的闲置资金为己所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的作用，颇有现代金融家的风范，成为了商界的佼佼者。
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之后，内蒙、外蒙实现了统一，并建立了盟旗制度，大漠南北成为统一的有机体，时局的稳定为牧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生产的恢复、商路的畅通，使得蒙古草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也日渐兴旺起来。到了雍正九年，清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条款，允许俄国商人可以从恰克图入境，这样，俄国就在恰克图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市场，而中国也在其对面兴建了自己的交易场所。从此以后，俄国的商队不再由尼布楚经黑龙江绕道进入北京，可以由此经绥远、张家口直接到达北京进行贸易往来。
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大都是和蒙古的商队一道结伴前往北京，在外馆（按现在的叫法是专门接待俄国商人和留学人员的招待所）地区下榻，这个地方地处城北郊区，卸货、上路都很方便，所以一些专做蒙古买卖、俄国买卖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在外馆附近的地方开起了自己的店铺，老北京习惯把这些商号叫做“做蒙古买卖的”。
在这些“做蒙古买卖的”之中，最大商号就是“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店在绥远，分号非常多，几乎在内外蒙各地都有设立，大盛魁的商路从北京安定门外的外馆开始，中途经过张家口、绥远、包头、二连浩特、库伦，直到中俄边境的中国买卖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绥远为核心，辐射南北、连贯中俄的庞大根系，按现在的说法叫“贸易网络”。
跑蒙古买卖，只要中途不遇到抢劫，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蒙货只要运到张家口，南货只要运到绥远，立刻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的方式。因为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骠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雄踞塞上、垄断口外货的“大盛魁”，为了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据蒙古地区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保安措施，所以“大盛魁”虽是货栈，却也起到了镖局的作用，可称为蒙古道上的镖局。“大盛魁”的具体保安措施是以官压匪、联官抗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这种独特的形式，开辟了镖局史上的新天地，其规模之大，方法之多，形式多变的特点，实属罕见。
单从大盛魁镖师的地位，我们就能窥知其势力之大，当时大盛魁对“跑外的”镖师都捐有候补官的虚衔，小跑外的捐上个八品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大跑外的甚至捐到候补知府、候补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候补市委书记、市长）。也有捐内阁中书、主事等京官虚衔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什么的官衔）。
“大盛魁”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厚结绥远地区的军政官员，结交的方法不是送礼，而是拉诸位大人做蒙古买卖，刚开始是“大盛魁”给他们搞捎、帮、带，让他们尝些甜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人们的代理人，当官的大多不会经商，不懂得资金在周转中的妙用。“大盛魁”利用他们的银子做买卖，资金周转了三圈时，只告诉周转了一圈，官僚只关心这趟买卖赚了多少钱，不关心这笔银子做了几趟买卖。大人的鸡（银子）生了三个蛋，只挑一个大的送给他就行了。
在马匪嚣张、人烟稀少的草原上长途贩运，一般商号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散上路，即便是和马匪相遇，损失也只是一部分，最忌大队行进，一旦碰上了马匪就会倾家荡产。“大盛魁”的做法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分头出城，上路后就汇齐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分头出发的原因是怕上路前就被马匪派在城中“卧底的”侦知，所以上路前尽量缩小目标，进入不安全地带后再汇聚起来，此时已是人众枪多，小股马匪们见商队阵容颇为强大，不下百八十的人枪，也就不敢下手了。或是有巡防营护送的大型商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马匪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大盛魁”虽然是个货栈，但在保障蒙古草原商路通畅的作用上，确是发挥了镖局的功效，只不过是方式和内地镖局不同罢了，它采取了一体化的原则，商队之中的“杆子手”虽然不多，可是人人能持枪上阵，人众枪多，声势夺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千米之外谁都能看到谁的活动。一般马匪是不敢与“大盛魁”较量的。
总之，“大盛魁”镖局、商贸、外馆综合经营的方法，其范围已经超出了保镖的业务，贯穿到金融、商业等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他们利用高官大人的钱和商人的押金，进行周转的做法，可以说是开辟了“融资”的先河，既为自己和投资者赢得了利益，也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为后人在商业领域的融资，合理利用资金经商，加快货币流动周转开拓了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