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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被停止了活动，中央文
革碰头会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
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 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 年4 月中共九大政治报
告中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
条，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
令部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二月逆
流”，使林彪、江青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对“文革”的恶性发展，产生了严重
的影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 年11 月14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
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
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实
证明，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党和人民
的意志，对文革进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正如1981 年3 月18 日邓小平
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
帮’的反复斗争嘛！”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故
中苏边界问题，随着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日益尖锐起来，苏方
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筑军事设施，干涉边境
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
等，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焦点之一。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 74
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
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该岛历来都是中国
的领土，根据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该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属中国内河，即
使根据1860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
以东的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按国际惯例，凡通航界河无明确规定
疆界的均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该岛仍是中国领土。而且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
这里进行生产和打鱼的活动。本世纪以来，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
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故珍宝岛又被当地人称为张盖岛和翁岛。1945 年以前，
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为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
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违背国际惯例，将边界线划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的中国岸边，珍宝岛划归苏联，从此形成争议，并出现摩擦。从1967 年1 月到1969
年2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达16 次，破坏中国边民生产，打
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对于苏联边防军的不断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
忍让，未予还手。苏联边防军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态度和争取和平解决边界
问题的诚意视为软弱可欺，对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边防部队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进
行了坚决还击。
1969 年3 月2 日上午8 时40 分，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
执行珍宝岛例行巡逻任务，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组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
近珍宝岛时，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
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 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
车，荷枪实弹，抢先侵入珍宝岛，并阻止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登岛巡逻。中国边防
巡逻第一组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上撤走，苏军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持枪
进逼，并企图切断这个巡逻组的退路。
中国边防部队毫不示弱，继续巡逻。苏联边防军在形成对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小
组三面包围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 人，中国边防巡
逻第一组被迫自卫还击，第二巡逻小组亦果断行动，给侧后苏联边防军以沉重打击。
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其中一辆装甲车驶入珍宝岛北
端的江汊，被中国边防部队炮火击退。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巡逻分队驱逐
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并击毙了率先侵入中国领土的斯特民科夫等数名边防
军士兵。3 月2 日战斗后，苏军迅速向边境增兵，企图继续以武力强占珍宝岛。为保
卫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也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3 月15 日，苏联边防军对珍
宝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侵，4 时许，苏联边防步兵60 余人，在6 辆装甲车的掩
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并于8 时向中国守岛分队进攻。守岛分队官兵运用集火
近战战术，对苏边防步兵予以打击，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配合。经一个
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联边防军第一次进攻。之后苏联边防军出动6 辆
坦克和5 辆装甲车，在江岸上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进攻。
中国守岛分队不畏强敌，抓住战机，敢打敢拼，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垮了苏
联边防军的第二次进攻。13 时35 分，苏联边防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
他火炮在炮校机引导下，大规模进行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 公里，纵深约7 公
里，持续时间达2 小时，接着苏联边防军100 余人在10 辆坦克和14 辆装甲车的
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进攻。中国边防分队抓住苏联边防军害怕步兵
与坦克和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
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打乱了苏联边防军的战术协同。经50
多分钟激战，中国边防部队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3 月15 日这
一天，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的50 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步兵，激战近9
个小时，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 次进攻。17 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 余人，
在坦克的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
为表彰边防部队保卫珍宝岛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 月30 日发布命令，授
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
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春烈士、
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 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1 连、公
司边防站等10 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一次英勇作战。守
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毫不畏惧，运用灵
活多变的战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连续作战，顽强拼搏，
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援，也有力地保证了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林彪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自1968 年起，中苏边境气氛紧张、冲突规模日渐扩大。1969 年3 月珍宝岛
事件后，战备工作逐步掀起高潮。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将“准备打仗”列为会议
的一个重要议题。
1969 年10 月17 日，林彪利用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
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18 日21 时30
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
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通过“紧急指示”，迫使在京的老同志在10 月20 日以前全部疏散完毕。
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老同志被迫迁出北京，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
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同时，已被“打倒”的刘
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大
部分老干部到达疏散地之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上年老多病，儿女失散，受尽
颠沛流离之苦。更有被“打倒”的老同志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折磨。大部分老同志直
到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才先后回京，但刘少奇、陶铸已在疏散地被迫害致
死。
林彪的“紧急指示”带来严重影响，电子工业被要求在三线建设方面三年内实
行“六大块、四小块各自不同特点的地区成龙配套”，严重脱离实际，给电子工业
的生产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很多高校被裁并，一批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
外迁，更多的高等院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
等名义，在农村设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一些原属
政府系统的部门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和合并。
军队的组织机构被搞乱了，也不利于这些部门充分发挥其职能，军队建设和地
方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林彪的“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军内制造了严重混乱，打击迫
害了老干部，实际上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全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军事工作的破坏，军事
训练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军事训练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
位，训练时间没有保障，“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军事
训练剩多少算多少”，且训练内容简单，标准低，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训练质量下
降，事故增加，战斗力严重削弱。
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
英等领导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从1969 年下半年开始恢复。
野营拉练是当时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野营拉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1963 年4 月12 日，毛泽
东听取了南京军区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称赞说：“这种方法好，应该在
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野营训练也被弃
之不用。1969 年军事训练恢复以后，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
走出营房，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