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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至少保持中立。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通过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点很难，中美积怨30年，如直接告诉中国，中国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花招。最后他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在美国，无秘可保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勃列日涅夫气得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却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中央开始向外地疏散在京老干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第二炮兵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所有的兵工厂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装备；全军部队加强了以打坦克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笔者那时也和战友们在训练场上利用各种地形，手持原始爆炸器材，围堵追逐着飞奔的坦克……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为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外电评论，这是中国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随后中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中美加紧了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改变敌对立场，加快了建交步伐；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对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曹建华是不知晓的。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虽有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军人，他更多的是在继续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党和国家对珍宝岛战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表彰，他却远离鲜花和荣誉，默默无闻地回到边防一线。他深入连队帮助他们建大棚解决冬季吃菜问题；他抓每月三斤肉三斤蛋工程，提高战士的生活水平；他动用有限资金将防区内低矮潮湿的藏身洞建成了钢筋水泥的永备工事；他还为边防老同志解决了住房问题……在边防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10年没回家过春节。他的老伴郭玉英阿姨也是边防军人。在那非常时期，她深知边防斗争的凶险，因而更多了一份牵挂。
时光如水，岁月如局，40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这段历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老将军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们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总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地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第11起。】珍宝岛反击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应该看到，这一斗争的本质仍是中国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主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国家主权事关国家利益，共产党人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经过中国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了比较理智的态度，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该协定继续得到俄罗斯的承认。
如今的珍宝岛，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阳光下，满目苍翠中跃动着中国边防军人的身影，滔滔的乌苏里江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江那边，昔日的敌人已成为今日的盟友，并结为战略伙伴关系；江这边，当年曾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们都已年逾花甲。他们偶尔相聚，追思过去，续写着战友情谊。当我问老人，听说2002年孙玉国曾到前线为战友扫墓，他请宝清县领导为他留出一块墓地，百年之后要与战友相伴时，老人表情凝重起来。他深情地说：“孙玉国从当司务长、副指导员时就带队巡逻，在江上斗争中14次负伤，无怨无悔，我认为他配！”从老人的话里我看到了他对昔日战友的眷念和对边防事业深深的爱，也使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和平的环境，但和平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必须用经济、军事实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曹建华老人这样的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去呵护，才能边境稳固，国家安宁。
京西喋血
——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引
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叛军首领摩拉宣称，除了自己率领的四支纵队外，城内还有一支第五纵队在配合我们作战。以后，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就成为帝国主义在他国进行颠覆活动、间谍特务的通称。
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人都知道，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有意回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中（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原），第五纵队的番号都一直空缺。直到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为统一编制序列，才增编了第五纵队，使该野战军拥有了完整的十二个纵队（不含特种兵、铁道兵纵队）。
这支由原辽东和辽南地方部队组建的五纵，在东北野战军各路纵队中只能算一个“小老弟”，但组建伊始便出手不凡。在辽沈战役中，五纵、六纵、十纵在法库、彰武地区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参与了著名的“黑山阻击战”，确保了我攻锦部队侧翼安全，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出色完成野战军交给的任务。建国以后，五纵向共和国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丁国钰、南京军区司令固辉、广州军区司令李锡林、总政主任于永波、北京军区司令李希良，首任驻港部队司令刘振武、政委熊自仁等均源于这支部队。
笔者曾经在这支部队服役，接触到许多踏着战争硝烟走过来的老同志，在他们那充满沧桑的记忆中，让他们颇为自豪的是，60年前那个冬天，吴瑞林和他们在京西丰台与敌人的一场殊死较量。
“东北虎”下山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北傅作义成为惊弓之鸟。中央军委抓住他徘徊不定、去留两难的心理，命令华野二十兵团于1948年11月29日包围了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歼，诱使傅作义调兵西援。傅果然中计，急派“王牌”35军驰援，又被我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团团围住，进退不得。
毛泽东之所以在平绥线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稳住傅作义，不使其西撤南逃，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
时间紧迫，我东北野战军兵未卸甲，马未卸鞍，在辽沈大战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披着战争的硝烟匆忙南下了。
首先，程子华率先遣兵团攻克密云。随后，我“东野”十几个纵队（包括特种兵、铁道兵纵队）近百万人马，经冷口、喜峰口、山海关，兵分三路，以雷霆万钧之势，所向披靡，向平、津、塘猛扑过来。一时间，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烟尘滚滚，各路大军汹涌西进，关里关外到处充斥着戴狗皮帽子的“东野”部队。傅作义感到大势已去，慌忙收缩兵力，妄图以守待变。
差点活捉傅作义
五纵副司令吴瑞林一直随前卫师行动（我军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凡有战斗，部队副职要下到下一级指挥所协助指挥）。两天前，五纵作为“东野”右路先头部队，从冀东三河出发，两天奔袭200多公里，打了几仗，歼敌一部，抢占了昌平、沙河。12月13日到达红山口附近一带；接到“林、罗、刘”电报；命令部队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道；迅速“抢占丰台”。开进中，部队在红山口遭遇敌人顽强阻击。
红山口是穿插丰台的必经之路。此时的红山口作为护卫北京的西北屏障，敌人已将它与颐和园联成一体，构筑成坚固的“园林阵地”。万寿山上工事纵横，昆明湖堤上布满了火炮阵地，颐和园成了敌人的大兵营。如果死打硬拼，损害颐和园名胜古迹，无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交代（毛泽东明令：攻击北平的部队不准在故宫和颐和园的金銮宝殿上拴战马）。
敌人好像也知道我们不敢攻打颐和园；园内的敌人见到我军；打几枪就缩回去；死顶大门不出来。但红山口的敌人却给我们的穿插任务带来麻烦。如绕道而行，时间又不允许，我军几次进攻均告失利。
天上飘着小雪，吴瑞林冒着弹雨，一瘸一拐来到前卫39团指挥所（吴瑞林红军时期右腿负过重伤致残，同志们戏称吴瘸子），亲自组织部队实施强攻。团炮兵两个连顶着敌人的炮火，在驮炮马匹全部被打死的情况下，硬是人拉肩扛在前沿占领了发射阵地，以准确有力的抵近射击，配合我步兵迅速突破红山口防线，夺取了青龙桥。随后撇开颐和园，从西侧长驱直入。
部队插到田村附近天已全黑了。这时岔道上过来一支队伍；两支队伍挤在一起，使原本并不宽敞的道路一下变得拥挤起来。为了不影响前进速度；纵队命令跑步前进甩开他们。那支队也跟着跑了起来；纵队命令休息；让他们先走，他们也跟着坐下，稀稀拉拉的，坐下来还有人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