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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绝妙的武器。
仲淹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辞论切直无所避讳，出发点也是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厉尚风节，纷起响应，也是出于对正义的向往，说他荐引“朋党”，这从哪里说起？不错，意气相投者免不了来往亲密，但这是“朋”而非“党”。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为志节的相近和相互认同，就像他爱好音乐而有不少知音一样，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要被视作朋党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然而权力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既然天子点了头，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讨。从道理上讲，此时也只有谏官们还能上言谏诤，但没有一个谏官站出来说话。本朝的谏臣已经养成了一个陋习，他们似乎忘记了其掌谏王恶、补阙拾遗的本职，不敢极谏天子，倒一门心思去纠绳其他官僚，这就是台谏不分了。如此，则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从善如流？夷简既收拢了台谏之臣，独持国柄也就更为方便。御史韩缜在夷简的授意下上疏，请以仲淹朋党之罪公布朝野，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结果不仅仲淹被贬，所谓“朋党”的事情也被夷简大肆渲染，一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要是提到范仲淹，马上就被目为朋党之徒，东京的空气刹那间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能够考验人的品格。夷简严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顿生同仇敌忾之心。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首先上书仁宗，直指天子有过；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是自称自己与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两人同被罢贬。其他站在仲淹一边的还有馆阁校理蔡襄、馆阁校勘欧阳修和正在服父丧的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龙图阁学士李纮，当仲淹被贬出京时，无一人敢送，独李纮饯之郊外。有人问他：为何自陷于朋党？李纮笑答：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是我的荣幸。李纮这话，无论是于公于私还是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可见真正的贤者，并不惧怕黑暗的摧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有强烈的自信。
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政治一无生气是很自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宰执换了一批人，但这批人似乎还不如吕夷简，既无应务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举，同样无所建树。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边战事爆发，内外矛盾终于一旦显现，帝国的时势变得十分严峻的时候，仁宗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其中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下诏罢除越职言事之禁，并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国窘迫的现实面前，对夏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伪诈求和，然后突然大举入侵。镇戍军副总管葛怀敏受命率兵抵御，结果尚未接战即被敌包围，全军覆没。这位葛怀敏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被范仲淹认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众议也同意仲淹的意见，但一时无人，又难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导致又一次惨败。此次失利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为之一空，其惨状比诸上几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吕夷简都不得不长叹：真是一战不如一战。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10节 政治变革
是仁宗自上而下作了一个决策。康定元年的战事一起，他就罢免了时誉很不好的宰相张士逊，又重新命吕夷简主持政务。皇上知道，夷简与范仲淹两人有着一些过节，在夏人叛乱的严重态势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谐，于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时，专门晓谕仲淹，要他主动与吕夷简讲和。仲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荡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动，顿首上表请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之事而绝非私人诤斗，更与夷简无憾。这时，吕夷简也表现了自己身为国家重臣和老资格宰执的应有风范，主动提议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现了一种磊落的气度和大度胸怀，两人从此尽释前嫌。范吕两人的和解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种团结，也预示着帝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吕夷简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后时刻，夷简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道德的信仰终于战胜了私心，上表辞位，并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入居中枢。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西边战争无功，对辽又事妥协，海内重困、民益弊苦的国家现实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夷简晚年不惜补过而收之桑榆，虽未出于至公，天下却实被其赐，还是值得称许的。夷简既去，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政治局面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经习惯了天下无事的生涯，对连年的用兵更是深恶痛绝，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终于要求变革。这年的九月，天子专门召来中枢大臣共八人，赐坐，授以纸笔，请他们畅言天下之要、当世急务，并命其一一条奏。天子赐坐，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礼，事起仓促，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下笔。皇上见状，又专门指定姓名，责成仲淹、富弼等条列大事而实行，心情十分迫切。一个月后，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东京汴梁崭新的一幕。东京汴梁的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已渐渐到来。
穷则变，历史亘古不二的永恒主题。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节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公元1036—1101年）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予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性又好色，尤喜交结权贵；为人倾侧反复，惟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赵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到了东京了，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治达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赵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