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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
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如此全面进攻虽能给帝国防线造成极大的震慑，但敌军本身也存在着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陕固守要津，轻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长江天险，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势头，因此两路呼应，还能乘隙各个击破来犯之敌。淮东虽最不易守，但地域广阔、水网密布，敌军一旦进入到江、淮之间，兵势很难展开，十分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证明，金人的攻击方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初期蒙军以伐蜀为主，这明显出于包抄战略的考虑：以长江上游为目标实施重点打击，然后转而向中下游开进。当时蒙古大汗蒙哥的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自己亲率大军攻蜀，同时派忽必烈围攻鄂州进行牵制，使中路宋军不能轻易支援上游，以保证侧翼的胜利。这个战略比金人进了一步，但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带易守难攻，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举肃清，因此大军主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蒙军既然不能形成对长江防线的有效突破，即使当初内部不发生变故，也不可能实现从西往东扫清宋朝的初衷。
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沪州军州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没人反对这个策略，但忽必烈并未因此而改作它计，在后来近五年中，蒙古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没有放弃初衷，这显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坚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新兴的蒙古帝国无疑要优于当年的辽、金许多，后者都因为暂时的顿挫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图宋方略虎头蛇尾，并渐渐消于无形。
刘整提出建议约一个月后，忽必烈诏征诸路兵马，以阿朮、刘整为统帅率军向襄阳进发，拉开了南进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吕文焕出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
蒙宋正面边境上的第一大镇襄阳位于汉水南滨，三面环水，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称“襄樊”。两城相倚而立，互为依托，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攻守要地。不过，蒙古在这里也有些基础。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时的事。当时的襄阳镇帅是吕文德，此人早年随赵癸抗击蒙古，累立战功，后来也曾参与了保卫四川及鄂州的战役。文德虽有些才勇，但判断力并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帅宿将被贾似道锄诛略尽的情况下成为宋廷的主要大将。刘整很清楚他的为人，向忽必烈建议说，可以用小利诱使他犯错。这一招确实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条玉带和一番花言巧语就骗取了吕文德的同意，在襄阳城外宋境内建立了一个榷场也就是贸易场所，此后筑土为墙，内建城堡，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过来，后悔也已经晚了。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3节 滋生奸恶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现在对宋作战，单靠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