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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有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金章帝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危及到让你有可趁之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