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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所披露的内幕，我可以赞同，但受不了这将充当对我散布心怀恶意谣传的中转站。因为，他们间接地通过我，实际上是指向阿拉法特。要攻击他，最容易的是拿其妻子开刀。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明显缺乏胆量的表现。幸亏我已具备顽强的抵抗力。
啊！钱财……关于我的婚事，以及所谓我独占阿拉法特所谓财产，真是危言耸听啊！有人把我比作“贪图钻石首饰的情妇”一样的人！还有什么，他的银行账户，我可签字。你瞧瞧，全球最神秘的人物之一阿拉法特，竟然把他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银行存款都交给其温柔的夫人啦？简直滑稽可笑，恶意中伤！须得指出，突尼斯城犹如剧场包厢，一切阴谋诡计及浪漫风流事都在那里盛行。在财务问题上，阿拉法特始终对我从严要求。我没有国家“元首的年俸”，个人的每一项开支，都得向巴解组织的会计报销。相反，经常却是我母亲用自己的钱给我买衣裙等。
我出身一个舒适的家庭，因为我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家为圣让达克的贵族。再说，我长得并不丑。因此，我本可有更富丽堂皇的婚姻，嫁给一个更年轻的人。可我决定嫁给我心爱的人，在我眼里他代表着尊严，代表着权威和意志。我钦佩他是战斗者，无疑也钦佩他的力量。我怀着高度觉悟在他身边生活，承受种种困难，尽力使他幸福。这便是全部真情所在，阿拉法特非常清楚。这对他对我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我俩的星相，他是狮子座，我是巨蟹座。
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一起，我感到思想完全自由。他六十岁才结婚，曾过惯那种艰苦单身汉的独立生活，故很不适应配偶总跟在身边。这一点，我接受。对于亚西尔来说，也是他面临危险与纷乱的生活对我加以保护的办法。从政，好比魔法或巫术的技巧范畴，我未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不搞政治，我的作用是致力于有益妇女、儿童及穷人的社会行动，他们需要安慰。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密特朗夫人。她对我很友好，她朴素，在丈夫面前保持独立，注重个性修养，树立自己的见解。她为反对社会排斥和维护人权这一基本真理而进行战斗。她通过“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行动，有力地支援被关在以色列监狱处境困难的巴勒斯坦妇女，促使她们获释。
我与她见面始于1993年。她在她的基金会总部接待我，对我创办的“巴勒斯坦未来协会”提了许多宝贵建议。她一直从发展前景看待人道主义行动。我很想念她。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应邀来巴黎时，她亲自筹备这次接待，自然免不了遭到批评。但她成功地让卡斯特罗脱去宽大军装改穿便服。亚西尔曾许诺，巴勒斯坦正式建国那天，他也不穿军装而改着无尾礼服。我坚信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同国外元首或君主的夫人保持对话，使我获得经验，深感快慰，并相信给巴勒斯坦事业带来了一股同情的潮流。
最近，我接受了美国一家电视台深受民众欢迎的专栏节目《美国，你好！》的焦点访谈。我在加沙，莉娅·拉宾在耶路撒冷。辩论主题为未来与和平。惯例地交换看法，互相彬彬有礼。节目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是否期待拉宾夫人有何明确表示，我答道：“是的，希望您丈夫对我们做出一个善意之举；释放关在你们监狱里的巴勒斯坦妇女。”当时坐牢的有四十九名巴勒斯坦妇女。数周之后，十二位获释。拉宾夫人就此指出，“由于阿拉法特夫人曾有要求，我当然应该给予帮助。”
我对此感到高兴，但并不受宠若惊，只不过是小小成果而已。关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很多。
第四部分指向我的攻击（2）
在突尼斯城，这类行动，我很难采取。阿拉法特身边的人不会接受。也许他们还不清楚我是他的妻子。
一些报刊又转引谣传，宣称阿拉法特早已结婚，并有十二个孩子，而不知我是他的第几任夫人。十足的谎言！他不止有十来个孩子，而且有一百五十多个。他们都是“烈士子弟”。父母全都牺牲了，是他领养的遗孤。不久，若真主允许，他将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我知道将和其他人一样是巴勒斯坦的孩子。关于有无其他妻子之事，我曾问过他。他肯定地回答，从未结过婚。我相信他。如果真有其他夫人的话，你们怎么不想她们早该叫嚷呢？偶尔，有人把几个接近他的女人的名字作为材料抛给我。女友，情妇，我猜仅此而已！他应该认得她们，但绝不会是合法夫人。
我相信亚西尔，他信教，但不过分虔诚。神赐的能力，他自身的哲学与力量，助他坚忍不拔，继续进行斗争。他一直强调不要怕死，因为死绝不表明一种事业的终止，总会前仆后继。然而，我可以自信地说，他并不忽视他的安全和我的安全。尽管我有保留，他还是硬给我派来警卫员。
陪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外出，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军事行动。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是，首次正式外出参加突尼斯活动，即是出席本·阿里总统纪念1993年11月7日执政日在迦太基元首宫举行的招待会。对我来说，这将是盛大的日子，有些怯阵。我和总统很熟，尤其和他的夫人是挚友。不过要面对盛大招待会上各国使节的贵宾，和突方行政司法机构的负责人等。下午，阿拉法特打来电话，一是说明回到家的时间，二是嘱咐我穿巴勒斯坦民族袍子。他对我的穿着非常关心。他常逼着我换服饰或梳妆打扮！我则找到一个窍门：总比规定时间晚到一会儿，以免受他的批评或叮咛。
我本人并不迷信，但在东方存在着所谓“毒眼”或厄运的说法。每时每刻，我心里都盼望着一切顺利。瞧！我们已上了去迦太基的公路，前后都有警车，始终是双重保卫，即巴勒斯坦和突尼斯双方的安全部门联合出动。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盛况空前的招待会，对阿拉法特及我的裙袍的恭维话语，与各国使节各种各样的交谈。其中有法国大使布雅纳·德·拉科斯特先生，他一个月之前曾与我丈夫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法国在中东的倡议交换意见。法兰西在中东的作用很重要，希望希拉克总统继续发挥作用。一个极好的晚会，每走一步，我都思量：但愿一切顺利，指望真主能阻止灾难。然而，我感到嫉妒就在头上，所有目光都朝向我：阿拉法特夫人首次正式露面……晚会结束，我们向主人告辞。我总算如释重负。
刚一上车，丈夫的警卫员转向我们说：
“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医院，为什么？不是一切都好嘛！”
话音未落，灾难即出。突尼斯警察坐的护送车误入宫内花园放有禁止通行的安全三角架的道路，不料方方正正地被扎穿了。我对亚西尔说：
“瞧，都怪我，是我招来了毒眼。”
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他表现得真不错。他知道安慰我，使我放心，并要我读一段特别的古兰经。
在医院，我穿着高跟鞋，而且化了妆，在这些满身血淋淋的不幸者面前，我为他们流泪，也为自己流泪。且不说第二天的风言风语，把事故说成谋害，把凄惨的车祸说成间谍小说，明显对我怀有恶意。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更强，什么都说得出来。
第五部分签署以巴和平协议
苏哈闯入阿拉法特的生活，与巴解组织历史转折同时发生。在巴解中央委员会，出现深刻分歧，对阿拉法特猛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在海湾石油君主国停止援助后经费出现空缺时，存款不当和开支浪费。阿拉法特大转弯，向敌人伸出手也不受大家的赞同，而且对他的隐私了解甚少。
和平迹象在以色列越来越明显，工党已上台。拉宾和佩雷斯较其前任更为现实主义，撤销了严禁与巴解组织成员发生任何接触的法律。另外，拉宾政府倡议被占领土实行某种自治。一切虽不太具体，但却刮起了一场务实的和风。
接过马德里和会的接力棒，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和谈，尚未达成什么协议。在不引人注目之下，一些不露声色的人士在挪威悄悄会晤。在东道主外交大臣霍尔斯特调解下，他们从奥斯陆普拉扎饭店开始对话，并在南部博雷加文德一家农庄继续举行。巴以双方参加人士不多，各有三四人。一个真正的突击队，表面无声无息而实际卓有成效地在完全不相容的立场之间寻求妥协方案。数月紧张而细致的谈判，由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和在耶路撒冷的佩雷斯直接监督。
从以色列方面，可以感到有摆脱马蜂窝、控制不了的、一触即发的战争之地——加沙的明显意愿，既给予约旦河西岸更为自由的地位，也保留代表一种政治的、宗教的和过激主义现实的移民点。而巴勒斯坦方面呢，有阿拉法特，他虽然越来越受到批评而显得有些削弱，但是依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这位革命之父身后，没有任何人有相当的神奇能力与权威接替他。他实为忱于错综复杂局面的人，为摆脱这类局面而毫不犹豫地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他同样善于处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棘手问题。伊斯兰哈马斯和吉哈德极端主义者拒绝任何妥协和任何谈判；他们武器在手，不再怕向法塔赫中鹰派和忠于阿拉法特的民兵挑衅。伊斯兰主义者的口号已变成：“不再靠石头，而要靠炸药。”爆炸使得双方阵营中的极端分子从中渔利。
在这样的时期，阿拉法特已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人物。他从自己内心汲取力量：巨大的力量。他给人以有病在身的印象，无论怎样似乎都心不在焉的印象；而实际上，他不再与他人对话，也不与自己对话。
至于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感到某种事情正在筹划之中。他多次要我把托泽尔街的别墅留给他，以便安排一些神秘会晤活动。众所周知，一批以色列人来到突尼斯城，所提及的姓名真真假假兼而有之。他们乘坐在欧洲私人注册的喷气式飞机抵达迦太基机场。在这一话题上，阿拉法特只字不露。我则不提任何问题。1993年7月，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携夫人及五岁的儿子来到托泽尔街家中住。阿拉法特与平时一样，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我一直等他，要见他，向他叙说女人们的事儿，谈谈我多次外出会朋友的情况。我很想使他散散心，因为我感到他太紧张了，偶尔还有偏头疼。我只字不提以色列人。总而言之，尽量少打听机密，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了。我以读报为消遣，从国际新闻中心了解巴以双方如何先散发假消息，接着辟谣，而证实后又传播出去。一切旨在搞乱线索。
7月12日，特拉维夫《国土报》透露以巴秘密谈判在华盛顿举行。阿拉法特证实说：“果真如此，上月在华盛顿有两个高级别的会议。”
两小时之后，阿拉法特则作了更正：“本来想在华盛顿会晤，但会晤并未举行。”
此时，霍尔斯特先生正在突尼斯城。
大家都受骗上当，烟雾屏运转起来。依然是7月初，西蒙·佩雷斯发表声明说：“目前，我认为不必同巴解组织和谈，除非有戏剧性变化。这也是伊扎克·拉宾的意见。以色列只将与在华盛顿公开谈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