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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
苏哈·阿拉法特笑着说道：他总设法先于他人知道一切，即使这首先是与你有关。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来说，这有时很令人失望。生活在亚西尔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人物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回到家中却和平常人一样。在这点上，他自己可能还未觉察，可我感到他现在为此正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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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塔维勒，别具魅力，令人钦佩。1990年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秘密结婚，将自己的终身与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的人生融为一体。她对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人备加赞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而他已年近六十。而她也善于适应别人的批评，怀着真诚，独立地思考回答最为隐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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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在他身边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过，他四十年来一直在战斗，已完全战斗化了，已学会从不表明他的喜悦之情。他知道，他高兴的一天，很可能伴随着一个对他的亲人、他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来说是痛苦的事件，一种所有危险可能降临的生活。我呢，带给他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的快活，坚信未来更加美好并对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同时也许能带给他另一种战斗的眼光。
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去做。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不过，我存在着。您晓得，我的家中，人人善于斗争，善于赢得尊重。我的母亲蕾蒙达曾被以色列关押，住所受到监视，游行示威时遭殴打。我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和拉马拉长大的。我也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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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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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1948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年7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许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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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1）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
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
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
我小的时候往往感到恐惧。用大门作个简单而充满象征的比喻。对于孩子来说，门是道屏障，外面很陌生，街上很可怕，屋内宁静，只有家中才安全。
一个儿童会很快懂得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状况，即使有父母在场时仍能感到这种状况。他注意家长的态度，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窃窃私语。感到父母保护不了你，才是真正的失望。我们的家门随时可能打开，一群荷枪实弹用蹩脚阿拉伯语大喊的汉子强行涌进。他们有权搜查一切，有时把你父亲或母亲带走。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白天晚上随时都会到来。这便是占领的法则。我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是因为自己亲眼所见，而且也相信儿童们的反应会得到所有触及同样情形的人的赞同，不论他们是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或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将他们吓倒。因此，我今天创立这个人道主义协会——《巴勒斯坦未来基金会》，正是要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力量。
孩子处于长时间的恐慌，并且无法表达出来，是大人世界的恶果；一个正常的儿童需要钟爱和信任。暴力造成了真正的心理创伤。当我五岁的时候，便懂得了这一现实。我发现存在两种世界，即：一个是我的，我家庭的，我朋友的天地；另一个是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的天地。
那时我们曾生活在纳布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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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布卢斯蜷缩在干河床和小山岗里，在蜿蜒曲折的公路转弯处。萨马里地区一派柔美景象，土地在日落时呈黄铜色，在中午的阳光下明显塌陷和发白。贝督因牧羊人蹲在路边，眼望蜿蜒的丘陵、种满橄榄树和零零星星开粉花的巴旦树和石榴树的山谷。
约旦的纳布卢斯是一个重镇，高处老城属于砖砌的房屋，拥挤在一起，只露出沿着山丘的梯形平台；而新城多为石砌的房子，并带有花园。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已成为因成千上万难民而扩展的城市，也是反抗以色列当局的骚动发源地。纳布卢斯具有反抗的传统，早在古代，罗马也曾难以将它制服。
特别是1967年以来，这里此起彼伏的事件是各种各样的事故、谋杀、扔手榴弹和妇女游行示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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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纳布卢斯市民都躲在家里；我家，塔维勒家；也一样。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以色列占领以来，支行经营濒于破产。母亲蕾蒙达·哈瓦·塔维勒，在家教育五个孩子，即四女一男：狄安娜、莱拉、苏哈、哈拉和加比，培养他们完全尊崇希腊东正教那样的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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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东正教隶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区的东方基督教。这一教派，于1054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诞生，是东方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目前主教是狄奥多罗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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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一部久经战争、犹太人和穆斯林离散并重逢而又四分五裂的历史。约旦河西岸被占领以来，母亲和其他妇女们在养儿育女的同时，举起了巴勒斯坦事业的火炬。她们参与民族独立战争和妇女解放运动。蕾蒙达被誉为“纳布卢斯之花”，毫不犹豫地与东方形式主义社会抗争，因为妇女状况的滞后有时甚至比被占领更沉重。
关罢窗板及窗帘，我的父母按以色列士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命令行事：“人人都要待在家中，严禁外出，全城戒严，违者开枪。”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2）
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成功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恐怖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学生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军事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