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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共二十二人。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讨论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在当时实行“张毛体制”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现仍健在的当事人傅钟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曰“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这样，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队中，有两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要解决的是政府问题。经国共双方商定，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
关于主席人选，又费一番周折：
毛泽东提议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蒋介石摇头；
蒋介石提议丁惟汾，毛泽东摇头；
最后选定了既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委，又是中共党员的林伯渠，算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点头。这样，在表面上，朱德成了红区最高军事首长，而林伯渠成了红区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呢？他保持着中共最高首长的地位——虽说名义上中共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毛泽东依然是红区的最高领袖，依然是与蒋介石相匹敌的“棋手”。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国共合作已到了完成最后手续这一步了，即公开发表宣言，昭示世人。毛泽东派出了博古、叶剑英去南京，完成这最后一步棋。蒋介石则派出了与博古地位相当的康泽。于是，“康泽—博古”新一轮国共谈判在南京举行。
众所周知，博古原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的党内对手。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毛泽东取而代之。由于博古承认了错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博古带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据毛泽东称：“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报。这一宣言曾被蒋介石扔进废纸篓。如今，这从蒋介石的废纸篓里捡回来的宣言，重新放到了谈判桌上。康泽刚在谈判桌上坐了下来，便转达了蒋介石对宣言的意见：“你们这个宣言稿，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一段，只是表示共赴国难的意见，那多好！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原来，蒋介石对毛泽东在宣言里所写的“一大堆政治主张”非常头痛。毛泽东则坚持要把那一大堆政治主张放上去。于是，双方又要进行一番切磋。内中包括对于用词的切磋。比如，蒋介石要把中共起草的文件中的“国民党”改为“政府”，中共则坚持用“国民党”。蒋介石说：“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可以用的。”
博古则顺着蒋介石的话，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既然委员长说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用国民党吧！”就这样，经过反复切磋，康泽和博古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与康泽、张冲、博古、叶剑英作了谈话，同意发表宣言。
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意味着正式宣告了国共合作：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妯姑姊妹宣：在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机万分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过一日——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陈布雷为之捉刀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宣称：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至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
蒋介石的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党领导之下”，亦即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么一来，国共不是对等的政党，而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政党！虽说如此，蒋介石的谈话毕竟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合作。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以解放报记者采访的名义，发表了一大段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话，借此公开对蒋介石谈话的表态。当时的报道原文如下：解放报记者以共产党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广播发表之宣言，影响中国时局甚为广大，特请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发表意见如下：“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
白的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的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以上三篇文献耐人寻味，妙趣无穷：先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品头论足，紧接着毛泽东又对蒋介石的谈话品头论足。
蒋介石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又合作又对立。不过，中共宣言的发表，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毕竟是历史性的：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此正式开始！第五章并肩抗日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大敌当前之际，终于握手言和：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算起，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国共之间整整十年的内战画上句号。从此，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先生”，不再像往日那样骂“毛匪”、“共匪”；从此，毛泽东称蒋介石为“蒋氏”、“先生”、“蒋委员长”，不再像往日那样骂“蒋贼”、“卖国贼”。毛泽东当时这么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毛泽东把第二次国共合作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早年的文献中则称之为“联合战线”，如中共“二大”便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正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于抗日，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共识。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巧制拙，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抗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蒋介石此文，十分重要。他为中国抗战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他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蒋介石还指出：应该“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以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制定的这一抗日战略方针，是颇有见识的。毛泽东呢？他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六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讲，题目便是《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见解，与蒋介石一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白崇禧又向蒋介石作了介绍，蒋介石颇为赞赏毛泽东的见解。白崇禧此人，向来有“小诸葛”之称。他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据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回忆，这两句话曾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其实，这两句话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共识。不过，蒋介石拥有三百多万军队，而毛泽东手下只有数万部队。悬殊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