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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 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 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这点钱的来头已经决定了它的去路。这样的钱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这点钱，与拿着 它们的人，都不敢见阳光。人们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静的城根，设法要到更清静 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为他卖了阮明。就是独自对着静静的流水，背靠 着无人迹的城根，他也不敢抬头，仿佛有个鬼影老追随着他。在天桥倒在血迹中的阮明，在 祥子心中活着，在他腰间的一些钞票中活着。他并不后悔，只是怕，怕那个无处无时不紧跟 着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 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 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 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 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 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 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他受了津贴。急于宣传革命的机 关，不能极谨慎的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贴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绩，不 管用什么手段作出的成绩；机关里要的是报告。阮明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他参加了组织洋 车夫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摇旗呐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认识了祥子。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 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 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 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 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 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象阮明那 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一直坐到太阳平西，湖上的蒲苇与柳树都挂上些金红的光闪，祥子才立起来，顺着城根 往西走。骗钱，他已作惯；出卖人命，这是头一遭。何况他听阮明所说的还十分有理呢！城 根的空旷，与城墙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尔看见垃圾堆上有几个老鸦，他都想绕着走 开，恐怕惊起它们，给他几声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紧了脚步，一条偷吃了东西 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门。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处； 白房子是这样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他作了小店的 照顾主儿。夜间，有两个铜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劳 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讨，那么大的个子，没有人肯对他发善心。他不会在身上作些彩，去 到庙会上乞钱，因为没受过传授，不晓得怎么把他身上的疮化装成动人的不幸。作贼，他也 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 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 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 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 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 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 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 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 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 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 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 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 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 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 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 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 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 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 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 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 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 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 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 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 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 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 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 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贫贱夫妻 钟理和 下了糖厂的五分车，眼睛注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 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我们起初在外面，光复第二年又回到台湾，至今十数年夫妻形影相随，很少分开。想不到这次因病入院，一住三年。我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平妹是多么怀念和焦虑，就象我怀念和焦虑一样。 一出村庄，一条康庄大道一直向东伸去，一过学校，落个小坡。有一条小路岔向东北。那是我回家的捷径。我走落小坡，发现在那小路旁——那里有一堆树荫，就在那树荫下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向这边频频抬头张望。 那里平妹呢！ 我走到那里，平妹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平妹！”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平妹俯首。我看见她脸上有眼泪滚落，孩子紧紧地依在母亲怀中，望望我，又望望母亲。我离开时生下仅数个月的立儿，屈指算来已有四岁了。 我看着平妹和孩子，心中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平妹以袖揩泪；我让她哭一会儿。三年间，她已消瘦许多了。 “平妹，”在她稍平静下来时我开口问她：“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平妹静静地抬起眼睛，眼泪已收住了，但犹闪着湿光。 “接到了，”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到车站接我呢？” “我不去，”她嗫嚅地说，又把头低下：“车站里很多人。” “你怕人呢？” 我又想起有一次我要到外面去旅行，期间二周，平妹送我上车站时竟哭起来，好象我要出远洋，我们之间有好多年的分离。弄得我的心情十分阴沉。 “你不要别人看见你哭，是不是？” 平妹无言，把头俯得更低了。 我默然良久，又问： “我回来了，你还伤心吗？” “我太高兴了！”她抬首，攀着孩子的下巴：“爸爸呢，你怎么不叫爸爸？在家里你答应了要叫爸爸的！” 这时我们已渐渐地把激动的情绪平抑下来，她脸上已有几分喜意了。 我又问平妹： “你在家里过得好不好？” 平妹凄然一笑：“过得很好！” 我茫然看着，一份愧歉之情油然而生。 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我越看越难过。 “你好象过得很辛苦。”我说。 平妹抽回自己的手。“不算什么，”她说，停停，又忧“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 家里，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宁静下来。 然而在另一面，我又发觉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多么恶劣，我看清楚我一场病实际荡去多少财产，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这思想使我痛苦。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留下财产。”晚上上床就寝时我这样说：“有那些财产，你和二个孩子日后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