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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书这个词，已经不常用了。它是就小人书而言的，也会随着小人书的消失而消失。但字书这样东西，还不会马上离开我们。
六七十年代，孩子长到三四年级，只要不是太笨，大多开始了接触字书的经历。当他们囫囵吞枣地看完《欧阳海之歌》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一定有一种类似拿到汽车驾照这样的掌握了一门技艺的快感。这个印象也一定终生不忘。倘报纸的读书版拿“我看的第一本小说”作怀旧征文，来稿也一定会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毒草”还在泛滥
“文革”爆发后，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大概仅《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个别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还不止是小说，像《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样的文艺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也跌入冷宫。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译家挨斗的挨斗，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无数家庭的无数藏书抄走的抄走，毁掉的毁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都被束之高阁；新华书店更是一派萧然的气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来抄家时的一个场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 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⑧
茅盾当时的处境，尽管也不怎么样，但与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还算是幸运的，顶多属于靠边站的一类。毛泽东有指示，个别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当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铺子》）尽管也不能幸免于横遭批判，但人似乎从未尝过“揪出来”的滋味，家里的书也未被抄走。但这段出自他家的对话，却反映了字书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境遇。
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毒草”们并没有被灭绝，时显“沉渣泛起”之势。漏网之鱼，还在游弋。有个住在军队院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院大校楼一位留苏的九级干部家被抄后，家门洞开，他有一次去那里游荡，看见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套《静静的顿河》，顿起肃然之感。三十年以后，我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2000年的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有人在车上和北师大教授汝企和闲聊，说起他的姓不多见。我随口答茬说：有个翻译家叫汝龙。汝教授说：他是我父亲。我听后也“顿感肃然”了一番，眼前闪过这位有名的翻译家以及和他相关的托尔斯泰、契柯夫乃至聂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让无数的孩子大中其“毒”，当中也一定包括破“四旧”时杀在前面的红卫兵。所以说，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尽在变数当中，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复课以后，学生靠分看家和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不少闲工夫。一些孩子“飞”在外面瞎折腾，另一些孩子呆在家里大看借来的小说。那时学“毛著”的榜样门合，有“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经验之谈。这样三句话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读小说的体会上，以至传看小说，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风靡一时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们看的，都是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有的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盖着形形色色的单位公章。外国小说中，不少是竖排繁体字的那种，人名和地名用曲线或直线标出。因库存过久，纸张多已泛黄，散放着一股仓库中的霉气味。很多小说由于倒手次数过多，成了少头缺尾的残书。不知道过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过去的，包上马粪纸书皮，用钢笔写着《安娜·卡列尼娜》、《红色保险箱》、《上尉的女儿》、《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的干脆没头没尾到底，书看完了还人家时，还得现打听书名。那也看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估计有些小说没头没尾是故意之举，至少是读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不然让“毒草”招摇于市，有点危险。一般来说，小说的传阅速度都是闪电式的，头天拿到手，便被叮嘱：“明天想着还我。”很多孩子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大街上也常见兜里揣着小说的孩子，路上碰见熟人，问：“干嘛去？”答：“还书去。”或者应了后来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句话：“你拿的是什么书？”回答当然不会是《歌曲集》。中间插一杠子，把书截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借书给他们的孩子，已经说不准是几道贩子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黄新原是我的朋友，确切说，是高我一级的同学黄汉青的哥哥，多年前因一次工作上的合作（我给他写的一本书作编辑）而有了过往。论岁数，他应该是68届的，由于身体原因（不是成绩原因）蹲了一班。他父亲在玉泉路的政治学院和红山口的军事学院之间调来调去，他家也随之搬来搬去。他的身体比较糟糕，打小有哮喘的毛病，去年又安上了心脏支架，植物神经也不大正常，怕风，休息不好。但他精神尚健旺，聊天时，常能听他翻腾出小时候的旧事，很有一些是和孩子看书靠边的。
“文革”初期，他家在玉泉路政治学院。他这茬孩子成长到大看小说的时候，不分中外，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毒草”。孩子都有点逆反心态，越不让看，越得看。书借不出来但偷得出来。院里几个高玉宝式的孩子合谋在学院图书馆溜门撬锁，黄新原也在当中。好在那时图书馆管理松懈，已陷于瘫痪状态，经常是大门一锁，管理人员便没了踪影——多半“闹革命”去了。他们大得其手，拣自己喜欢的往家里运，然后换着看。
后来，他父亲受命给军委办事组（由黄吴叶李邱等人组成）讲《法兰西内战》和《反杜林论》这两本书，凭着一纸盖着总政公章的介绍信，可以在中国书店买旧书。他说，他父亲借机廉价买了大量的与两本马列经典不搭界的旧书，不下几百本，光《圣经》就有三种版本。他也跟着看。他父亲曾指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对他说：“你可以看看这本书。”这在家长中，是做了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曾国藩的头上，顶着 “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的帽子，看他的书，无异于看蒋介石的书。没点见识的家长，躲之都惟恐不及，岂有放任孩子接触“封资修”甚而反动作品之理，更不用说推荐给孩子看了。
再后来，黄新原随着部队子女的大流，参了军，在老挝前线的一个山头上扎营一年。回来时，哮喘病犯了，住在天津的464医院里。那时他身份是大头兵，医院里有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女大夫，已经是四个兜了，人也算长得漂亮，就是有点个性。有一回两人聊天，女医生问他：最喜欢看什么书？他大概说的是《三国演义》。对方抱以不屑的一笑，再问：外国的呢？答：《牛虻》，对方又抱以不屑的一笑。把黄新原问得只好反问她：“那你最喜欢看什么书？”女医生也用反问代替回答：“你看过《战争与和平》吗？”他还真没看过，一时张口结舌，有种“窝脖”的感觉。后来他借到一本《红字》，被女医生知道了，拐着弯找小护士来叫他。那天黄新原正洗着脚，以为是说病的事，没敢耽搁，趿拉着鞋就过去了。女医生表示也没什么事，意思是听说他有一本《红字》，想借来看看。黄新原一听就撺了，这回是正色地一口回绝，好像还说了些“ 别说书是借的，就是我自己的，你也甭想看”之类的话。书还了以后，女医生后来也许意识到那次说话有点伤人，一再道歉，表示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这本书。到了她也没看上。新原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年轻，有点意气用事。但他从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和读书之间，是有高低之分的。为了不致再遭跌份的尴尬，他后来捏着鼻子狂看世界名著。那时就是这样，很多孩子读外国小说，出发点是虚荣心作祟，最终却堕入小说的风情、情节、人物心理活动之中，丰富和成就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
手抄本
读书是一种极具私人化和静态感的生活方式，黄新原的读书生活牵扯了不少孩子，可知当年的读书，有时候确是风行到了一种集体活动。这类经历并非孤证，50年代前后出生的孩子，和书相关的故事素材，是说不尽的。我的同事黄蔚琦也常提这些往事。他曾提到一位画家的儿子在钢铁学院讲《基督山恩仇记》，连着讲了三天三夜，是当年在那一带轰动一时的事情。还有一位名范与中的才子，根据英译本手译《基督山伯爵》，写了六大笔记本，在孩子中传抄。“文革”当中，开了手抄本先河的，也许就是这部翻译作品。后来才有了《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曼娜回忆录》、《绿色尸体》、《别墅魔影》、《第100张美人皮》等手抄本创作作品。我们上中学时，全校盛传一个笑话：某班课间休息时女生留在教室，男生到走廊活动，向来如此。某日有个孩子上课看手抄本小说《曼娜回忆录》（也叫《少女的心》），竟致下课后无法站起来出门，当了十分钟的“党代表”。那时，有孩子看了手抄本，便在院里添油加醋地开故事会。像重庆梅花党的故事，就在北京孩子当中口耳相告，流传甚广，夜里听着还挺得慌，把王光美也搁了进去。孩子手抄的不仅是小说，我们上大学时，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70年代抄过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整本谈创作体会的书，此同学早年想必做过作家梦。也是70年代，北京孩子间一度传抄1965年和1972年分别去世的柯庆施和谢富治的“遗书”，真假莫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窗外事
建国后，二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大体不再有作为，有个同学称他们是“集体堕落”，仅少数人如孙犁等例外。因而十七年间的小说，有不少出自革命经历丰富的“草莽”之手，还有不少出自工农兵之手。即便是他们的作品，也差不多集体沦为“毒草”。在北京孩子传看小说的同时，这些新老作家的倒霉境遇也在传说当中。事实是，《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周扬、《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没进去的，大多也在劳改之列，被拘在湖北咸宁或天津静海的“五七干校”里。有人说当年全中国的文艺活动靠的只有八个样板戏加一个作家（浩然），不无道理。
《青春之歌》是“大毒草”之一，也是孩子私下传看率甚高的作品之一。当时流传一个故事，有个中学的工宣队队长没收了一本《青春之歌》，回家看了一遍，过两天召开批判会，给林道静下的结论是“破鞋闹革命”。聂元素（聂元梓的姐姐）是从“一二。九”运动中过来的老干部，也曾有过写一本反映“一二。九”运动的小说的打算，好像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