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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很少能享受“玩”的乐趣的北京孩子有没有？有。北京孩子、作家陈染曾这样写道：
从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嫂扯着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里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话还得说回来，今天的陈染毕竟算是事业有成，这与她儿时的“非常经历”不会没有关系。倘她当年生长在她所“羡慕”和“神往”的人堆里，有没有今天的陈染，还是个问号。也不必言什么“深深遗憾”。得到什么，总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才是颠扑不破的铁的道理。
注释
① 东子《烟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②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③ 赵忠祥《岁月情缘》，1999年11月第一版。
⑤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⑥ 陈染《时光倒流》，华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三种精神食粮
电影、小人书、字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身边的三大文化产品。这样说，不意味着不存在与孩子相伴的别的文化生活，而是意味着离开了这三样，或这三样里的一样，便抽掉了几代孩子的精神享受的支柱。说别的，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一些回忆文字里常能见到这样的话：“我是看着《××》（电影或小说）长大的。”就北京孩子这个群体来说，可以齐声说：“我们是看着电影、小人书和小说长大的。”
北京的电影放映场所，无非这样三类：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内部礼堂，操场或露天空地。
电影院的分布与人口的密度大体成正比。闹市地段，都少不了几家电影院。西单地区，有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的长征剧场（西单剧场），东边电报大楼对过的首都电影院，西单商场旁边堂子胡同里的红光电影院。西四十字路口东边，路北是胜利电影院，丁字路口东边，路南是红楼电影院，砖塔胡同里的地质礼堂也对外开放。王府井、东单、东四一带有儿童影院（东风剧场）、大华电影院、长虹影院、红星影院、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等。菜市口一带有白广路影院、菜市口影院、广安门影院等。加上其他地段的电影院、文化馆、文化宫、工人俱乐部以及一些演戏的剧场（也放电影），北京正式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当在百家以上。城区的孩子，住在任何一个地段，活动所及的电影院，总在十个上下。例如在国家机关宿舍扎堆的月坛街道，孩子对方圆十几里之内的电影院，如首都、长征、红光、胜利、红楼、地质、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二七剧场、计委礼堂，都熟悉到闭着眼睛也可以摸进去。
电影院的设施、条件和票价，总体不如剧场。2003年被拆掉的首都电影院，由郭沫若题字，是北京两家一流的电影院之一（另一家是东单大街路东的大华），楼上楼下，皮包的软座，放电影前先启幕（有别于拉幕），能放宽银幕片子。更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影院不打预备铃，而是敲钟。“文革”前，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外国领导人都来这里看过电影。一般的影院，多是那种胶合板面巧克力颜色的折叠硬座。现在的影剧院，一概单双号；那时候并不统一，有单双号的，也有从一号排起的。北京孩子对周围电影院的排号次序，哪家十六七号、哪家一二号的票最中间，哪家多少号的票在两个过道以外，都了如指掌。最绝的是计委礼堂，在改叫红塔礼堂之前也曾叫过经委礼堂，排数与一般电影院不同，是逆向而列的，即倒着向前数排。票面上的一排，礼堂里是最后一排。好像北京市还没有第二家如此列排的电影院。不明真相又愿意往前或往后坐的观众，照常例购票，必上大当。
当年看电影，很少有当场买票入场的，没听说过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更没听说过一个片子循环演出，买张票可以呆在电影院里不出来，一气看若干遍。一般是预售票，热门电影要提前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预售。学生和成人是两种票价，学生票一毛（寒暑假五分），成人票一毛五到两毛五不等，根据座位好坏定价。新片老片的价钱好像也不一样。一张不及一揸长的电影票分三部分内容：副券，排号（这部分内容中还包括盖着印有放映时间的红蓝戳子），加价部分（原票价是一毛或五分，票尾是加价，自一毛五起，五分钱一标）。
《北京日报》在第四版（最后一版）下端，有一个广告区，内容主要是电影广告（也包括少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电视节目、建设用地之类的广告，那时禁止商业广告，北京孩子倒是在电影里见过日伪或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大街上的仁丹、味素招贴广告），打头的一般是毛主席会见外国领导人的纪录片，其实是故事片的加片。故事片广告标明今明两天放映场次、时间，有些包场或票售一空的电影，尽管对读者观众失去意义，也印出来，标明“满”或“全满”的字样。其实，即使没标“全满”的电影广告，观众也得根据经验来判断，否则，扑空一场，是十有八九的事情。那时候，买热门电影票，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听说某年冬天，首都影院售票厅秩序大乱，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手套、鞋、帽子甚至手表散了一地。翻翻当年的《北京日报》，最火爆的片子，电影院一天放七八场。我手头恰好有一张1974年9月24日的报纸，广告显示，朝鲜反特故事片《原形毕露》在东红电影院一天放七场，头场6：20，末场21：20，收场当在夜里11点来钟了。
内部礼堂不对外，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大体凡军队、国家机关、工厂、科研院校等单位，只要有礼堂，都在其中，加起来也许不止正规电影院的几倍。内部礼堂的功能之一即是放电影。有的礼堂不凭票，有的是打字油印的票，也有的是铅印的较为正规的票。但票或不出售，发给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钱出售。内部礼堂不似电影院，能天天把电影从早放到晚。一般是周末放几场，有的礼堂一周固定几个晚上有电影，有的则无一定之规。有个军队院子的孩子说，他们院的礼堂有一阵子天天晚上放电影，这属于不多见的现象。对内部礼堂的好处的理解，可以顾名思义——放内部电影。看电影的历险故事，有意思的，也多出自内部礼堂。在这类放映场所，常能一睹这样的场面，由于不凭票或不对号，无法控制人数，过道上挤满了观众，简陋点的礼堂，有时候连侧面的大门都关不上，甚至不乏站在门外边用砖头垫脚扒窗户看或只听声不见影的“观众”。
生活在有礼堂的院子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至少很令别的孩子羡慕。我们院孩子要到设在机关办公区的礼堂看一场电影，得走半个小时。而且自从家长（或一家子）去了干校以后，机关实际上已经散摊子，只剩一个留守处，院里的孩子早就失去了本来也是“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内部礼堂。院里孩子看内部电影，必须另觅去处，以“外来户”的身份，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附近的“二炮”、基建工程兵指挥部和政法干校的礼堂，是我们院孩子时常觊觎的地方。粉碎“四人帮”不久，正是大放特放内部电影的时候，“二炮”院里的礼堂在一天夜里突然失火，一时断了他们院孩子的精神食粮。后来改演露天电影。像供批判的电影《反击》，就是在露天空场上放的。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啊，电影
电影导演冯小刚长在北京市委党校院里。他对他们院里的礼堂记忆很深，很细，以至在《我把青春献给你》这本书中，用它作了一个标题，并作了如下描述：
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跟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呲牙咧嘴。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①
冯小刚在这个礼堂看的第一部，也是他这辈子看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戏曲片《红楼梦》，时间在1964年或者1965年。
露天电影受诸多条件限制—场地、季节、天气、时辰，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随意出来进去，可以站着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几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树上、墙上、房上、篮球架子上看，还可以在银幕后面反着看。因而一旦演起来，看电影的场面其实就是很动人的一景。
一篇名为《看电影》（署名张映勤）的文章，上来就提露天电影：
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看电影并不在电影院里。那是“文革”初期，还没有上小学，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上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那时，我随大人们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那里等着，看看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趴在后边的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上的，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
这样的场面，北京孩子都经历过。不打篮球的孩子至今一见篮球架子，就会想到露天电影的，大有人在。我们院以前也有个篮球场，却未曾放过露天电影，这成了不多见的现象。有个50年代末出生的邻居告诉我，当年邻院铁道部宿舍常放露天电影，随便看，他还记得在那里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宝葫芦的秘密》。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事情了，而我们都是“文革”以后才上小学的，可见孩子自小对露天电影的印象之深，很难让岁月磨掉。另一个朋友说起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露天电影场，周围都是坡顶的平房，上面堆满了孩子，一不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