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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做了“反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一句。
当时行军虽然艰苦，领导人却充满了乐观精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同刘英结婚，毛泽东到洞房致贺，自称没钱没东西可送，只是写了一首诗相赠，内容是夸奖“明君”讲民主。
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后，张闻天在征途中不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传材料，还亲自做了不少讲解和动员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时，结果还暂时保密未向下传达。2月间到达扎西后，张闻天向中央红军的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还是迟了，思想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而不是避难搬家，结果坛坛罐罐全带上。他的讲解和分析，对端正部队的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麦子，带头筹粮
除了主持会议和做宣传动员工作外，张闻天在征途中还起带头作用鼓动指战员。过草地前为了筹粮，他亲自拿着镰刀带领中央机关同志去割青稞，收获后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麦子。无法加工的麦粒吃下去后很难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广大指战员就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过草地时，张闻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泞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张闻天留在后方瓦窑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看到当地贫困供应困难，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张闻天以党的总负责人身份接待从共产国际秘密派来的代表、过去的老熟人张浩，只是留到家里一起吃饭，不要求供给部多加伙食费。张浩搬走时，还是把化装货郎潜入苏区时担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类杂物卖了，得了两块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费。张闻天为人严肃认真，始终公私分明，显示出他一丝不苟的精神。
【点评】理论卓越更重实践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艰难，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比较薄弱。张闻天则是党内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共产国际的重用，也曾经迷信过苏联的教条。然而一旦深入实践后，便很快认识到一些教条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自遵义会议以后三年多时间里，党内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他在征途中写下的重要决议和文件，至今还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张闻天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第五章 意志坚如铁（1）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之谜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巨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体力强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来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