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开始装备有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
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马骏身穿藏袍，脚登皮靴，头戴狐皮帽，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他用洪亮的声音，分别以藏、汉语进行了动员，正式宣布：“丹巴藏民独立师正式建立了，热烈欢迎各民族青年参加！”接着，马骏又具体说明：“今后，新老干部都要有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打倒我们所有的敌人。”“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实现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红军转移，藏民独立师殿后作战
丹巴藏民独立师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教育训练，就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作战。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个师会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少、粮食缺，红四方面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衣都难以解决。在此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长期停留在康区不利，却又不愿立即北上，于是决定向甘孜转移。当时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殿后，阻击敌人前进，保障了主力转移。
在独立师成立后的战斗中，红军派去的干部同师里的藏胞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政工干部都得到马骏的尊重。在这支藏族武装中担任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马骏虽然是少数民族头人，但他思想藏民担架队支援军队开通，同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有深刻的矛盾。”“马师长热情、周到，使我有回家之感。他表达能力很强。”当年到这个师工作过的其他人也回忆，马骏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匀称、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打起仗来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骑兵部队的前面，率众打了不少胜仗。
十几年后为解放军带路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甘孜地区，国民党当局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煽动当地土司纠集兵力抵抗。为了对藏胞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总部让丹巴藏民独立师一面制服抵抗，一面做争取说服工作，使很多地区表示拥护红军。
四方面军在甘孜落脚后，决定成立金川军区，丹巴藏民独立师划归其管辖，改番号为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地区的警戒，维护社会秩序。由于该师战士着藏族服装并适应当地风俗习惯，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以藏族为主体的“博巴自治政府”建立后，这个师因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在筹粮和打击反动土司时往往骑马跑在最前面，其行动也比较容易被当地群众理解和接受。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藏区北上，开始决定带藏民独立师一同行动。但该师战士缺少文化知识，当初参军主要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受眼界和生活习惯所限而不愿进入汉族聚居区。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大部队离开藏区时，该师许多成员因牵念家乡自行离队，师长马骏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张国焘怀疑并遭诬害。当时派到该师的政委、指导员虽然努力进行宣传动员，毕竟无法改变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的一些思想情绪。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再坚持让这支少数民族武装随主力北上，不仅无益反而可能生变，便宣布解散部队，愿留愿走听其自便。最后除了十几名藏族青年坚定地随红军走过草地北上陕甘，其他的人都陆续返回了家乡。
参加过独立师的成千名藏胞回到康区后，对红军还长期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路过当地，许多人又主动跑来带路和帮助运输。部队的干部战士对他们表示感激时，的一些藏胞还用已经生疏的汉语回答：“都是自己人，我当过红军！”
【点评】宝贵尝试留下火种
在红军长征史上乃至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藏民独立师的存在只有几个月，但却是一次宝贵尝试。虽然受客观条件局限，这个藏族师在红军北上时因无法带走而解散，却培养了一些民族干部，积累了在藏区工作的经验，为后来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充分体现了“长征是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第六章 着重培养（1）
——喇嘛成为新中国重要干部之谜
红军长征进入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一批藏族青年投身于这支由汉族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其中有一位18岁的小喇嘛不仅参了军，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部队的干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这位跟随红军三过草地的藏族青年桑吉悦希，由毛泽东亲自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天宝”。
小喇嘛当上了少先队副队长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接着继续长征到达藏区。部队进入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后，一些藏族青年怀着朴素的感情参了军。天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当地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天宝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岁时便入寺庙当“扎巴”。他在寺庙内地位很低且深受压迫，加上多少学了一点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较活跃，内心中有了反抗的念头。红军初到藏区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一系列谣言，藏民们纷纷逃到山里。天宝本来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愿躲藏，后被迫同众人上山。不久，他出于好奇又偷偷下山，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
天宝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尤其是看到这支队伍待人和气，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现了共鸣，渐渐敢同红军接触，还产生了打土豪给乡亲们分浮财的念头。出于对红军的好感，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便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由于他在参军的藏族年轻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马上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红军严明纪律和和蔼待人所感动而参加红军的，在藏区还有不少人。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当年的情景便说，自己起初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能讲点汉话，便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并去动员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后她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便留在红军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随到陕北。
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天宝就跟随部队两过草地，又南下西进。由于他表现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青年部长和“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天宝作为藏族干部，一到达新驻地，就率领战士到寺院或土司头人家中筹集粮草，交涉各种具体事务，起到了汉族指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
长征路上学习文化知识
天宝回忆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学过的汉话大部分能很快记住。通过学习，他由简单直观地感到红军好，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在藏区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参加过红军或红军领导的独立师，后来只有十几人跟着红军最终走到陕北，其中就包括天宝。
在终日转战的长征路上，部队领导仍一直督促天宝等新入伍的同志学文化，以此了解革命道理。行军上路时，天宝背的背包上就写着汉字，后面的人一边走一边看，天宝则看前面战士背包上的字，在途中达到会念、会写。他说当时部队领导对文化学习要求很严，“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
天宝努力学汉语，学一点就“现炒现卖”，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交涉筹粮。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天宝说：“我们这里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动员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在他自己当过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里也找出了几百斤青稞。由于粮食不足，天宝就尽量找牛羊，肉可食用，皮子用来做背心、坎肩。天宝等人还把牛皮或羊皮穿几个眼做成简陋的皮鞋，供同志们穿用。
野菜宣传员兼翻译和向导
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集中少数民族战士组成了一支“番族人民自卫军”，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考虑到这支特殊部队的成员较熟悉藏区地理和民情，由他们担负着为大部队开路、找粮食、找牛羊和收容掉队或迷路战士的任务。走出草地时，少数民族战士所剩不多，这支部队番号撤销。过草地的行军中，天宝还担任了翻译和向导，又是“野菜宣传员”，负责拿着各种野菜到各部队讲解说哪个可吃，哪个不能吃。由于他对汉话还讲得半通不通，只好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天宝很小就到寺庙当喇嘛，未出过远门，行军时也刘伯承只能靠自己摸索为部队引路，自称是“不称职的翻译和向导”。
同天宝一起到红军中来的，还有个藏族青年，汉名叫王寿才，过去走过草地，又懂汉话。总参谋长刘伯承请他带路，还配了一匹马。走到草地中央，王寿才发了高烧想回家，部队就用担架抬他，在左路军第一次过了草地时指明道路立了大功。以后王寿才到了陕北并且入了党，解放后当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在延安时天宝对他开玩笑说，别人都是自愿参加红军，只有你是被红军战士“抬”到革命队伍的。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宁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长远角度考虑，在刚创办的中央党校里专门办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天宝也成为其中的学员。
毛泽东给小伙子起名叫“天宝”
193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在延安开课，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学员班班长。少数民族班的同志普遍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在这个民族班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经常来讲课，基本能保持每周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毛泽东来讲课后，还经常同这几十个学员交谈。有一次毛泽东问当时还名叫“桑吉悦希”的天宝说：“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得到的解释是，“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接着，毛泽东想了想又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从此，“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并被这位藏族红军战士终身使用。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校少数民族班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天宝接受了进一步培养后，又参加了实际工作，担任了蒙古抗日支队的教导员。1950年11月，天宝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