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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元旦，雪花纷飞之际，红军来到乌江边。在寒风刺骨中，突击队员们赤膊短裤，乘着半截浸在冰冷江水中的竹筏，冒着对面射来的枪林弹雨强渡，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突破乌江一周后，红军占领遵义。此时经过近三个月转战，军衣多已磨损。在休整的十几天里，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在四渡赤水时才勉强保障了抵御严寒的需要。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向伏牛山区转移的时候，部队也身穿单衣。这时正值11月下旬，遇到突然南下的寒流，豫西地区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大都冻僵，有的枪栓也被冻住。这时部队偏偏又遇到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以白刃格斗杀退敌人。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红军忍受着极度寒冷、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脱离险境。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根据地，靠发动群众征集布匹和棉花，为部队解决了棉衣，才能在秦岭南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红二、六军团部分领导合影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沿途让各部队自己解决衣物以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二、六军团的军服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三大主力会师时，许多人找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夏装越雪山脸盆挡冰雹自己织毛衣
气象条件往往是地形险阻的放大器，越是在地形条件复杂之处，气候就越恶劣。长征中最大的自然险阻莫过于雪山和草地，那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恶劣的气候，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央红军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进入云南，气候一时转好。但到了金沙江畔，阳历四月底的天气已极炎热。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就遇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下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度，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在夹金山上，红军还遭到了冰雹的袭击，大雪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砸来，一些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但靠着顽强的毅力，穿着夏装的红军终于战胜了雪山。
红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都赶在秋季，丰沛的雨水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彻底成了漫漫泽国。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曾回忆说：“草地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当地气候变化无常，人称“一天四季”，一昼夜就等于内地一年的气候变化——先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温度可达摄氏40度，热得人全身是汗；一到下午往往黑云密布，雷电交加；到夜晚气温会降至零度左右。草地还经常出现冰雹，大的像大碗那样大，不仅是人，即使是皮糙肉厚的骡马也会被砸死。这时，人们就会把脸盆、菜盆、铁桶、背包等举在头上，抵御冰雹的袭击。
红军各部队在当地很难找到布匹制作棉衣，指战员主要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四方面军领导考虑到这支部队缺乏御寒物，便要求全军动手，为兄弟部队每人织一件毛衣或毛背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有穿布衣、有穿皮毛衣，颜色杂乱，绝大多数人却仍戴着一顶象征世界革命的“五大洲”红五星八角帽，显示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中少有的幸福时刻
在长征途中，沿途宿营方式只能因地制宜。进入有村落的地区，部队通常分住民房，不论如何疲劳仍要求指战员保证缸满院扫净，多年后在各地群众中还留下一片赞誉。到了较大的镇子里，红军为避免扰民，便尽量找官府办公处、逃亡的土豪官僚的住宅或学校、祠堂等公共场所作为宿营地。
红军长期占领的最大城市是遵义，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的外形别致的二层豪华住宅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当时红一师进驻遵义北面的桐梓城，也是黔北繁华之地，已有电灯，来自农村的战士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认为是开了“洋荤”。在这种难得的条件下，红军能在入冬后得到十几天休整，是长征中少有的幸运时刻。
进入人烟不多的山区和草原后，能在遮风避雨的房子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成了一种奢侈。没有避寒之处，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战士们总是祈望不要下雨，然而十天露营总有九天下雨。面对上面雨淋，地下水浸，全身湿透的红军战士只有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来取暖。这时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早点天亮，因为渡夜如年。战友间互相依偎温暖的后背和篝火，成了战胜气候和暗夜的法宝。
关于草地篝火的描述，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有的回忆以乐观情调为主：“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在有的回忆中，生篝火又是难事。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草地上没有树木，烧柴比较困难，主要燃料是牛粪。牛粪基本上被前面部队烧光，后卫部队只好到处找小灌木，即使找到一点，也是湿的，非常难烧，只冒烟，没有明火。大家便轮流吹火，眼睛被熏得红肿流泪。有时没有火柴生火，只好从山上采下火石，擦石取火。
【点评】天佑勇士适者主动
在长征中，老天爷也不总是与红军唱对台戏，有时还能帮帮红军的忙。在飞夺泸定桥时，因为天降大雨，同时沿大渡河两岸行军的敌我两军面对恶劣气候的表现完全不同。由于敌军支撑不住雨淋而找地方宿营，担任夺桥任务的红军才得以赶在敌人前面。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能破围而出，也受惠于气候颇多。红军当时被包围在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红军战士能适应，而国民党军却畏苦怕难，行军总是落后。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转圈”，红军终于在敌夹缝中跳出包围圈。
第七章 300人牺牲（1）
——红军六盘山疑案
从历史档案资料上得来的数字，参加长征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远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超过18万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经过长征的历练红军人数减少至不足56万人（随后在西路军又损失2万多人）。按此计算，途中的损失就超过12万人。若是再扣除长征期间在路上不断补充的新战士，红军实际损失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途中损失的这些人，相当大一部分是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自身的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会被降至最低点，伤病经常出现。1936年4月，陈锡联同志任红
四方面军红十师师长时，在甘肃省
镇原县相子镇留念在无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找群众抬担架不易，更难有医院安置伤病员。许多指战员都说：“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在长征中，无论是党和红军领袖、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女还是男，几乎都为疾病所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过老山界时病体仍未痊愈，主要靠担架抬着行军。一些身体强壮者也未能幸免，如蔡畅身边的勤务员平时活蹦乱跳，但爬到雪山顶上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是三国时诸葛武侯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人们传说因时令产生的瘴气造成了大量士兵中毒而死。据现代医学考察，所谓瘴气实际是蚊虫传播的疟疾病。红军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时，恰恰也从这里通过，幸而开始天气较冷蚊子不多，染疟疾者较少。进入西康后，就有一些人染上了当年这种被称为“军队克星”的病。
中央红军翻越雪山时，有很多人得了高山反应症。身体素来健壮的康克清也出现这一症状，一时走不动。身边的人帮着她拿背包并前来搀扶，最后终于走过这段险途。
草地看似美丽，脚下的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喝了草地水轻者肚子发胀，重者中毒而亡，只能靠接雨水为生，疾病在这里会被迅速传播。红军进入草地时严重缺粮，处于半饥饿状态下行军的人更极易生病，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红军进入草地前，周恩来就患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邓颖超本来体弱多病，这时已不断吐血。过草地的第一天，就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从马上摔下来，长征到达陕北的邓颖超掉进泥潭里，一动也不敢动。前面的人走远了叫不应，等了很久后面来了人，才把她慢慢拉出来，全身已浸透了。第二天起，她就开始发烧拉肚子，由于过河时陡然涨水，抬她的担架员被急流冲走，她咬着牙扶着别人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前行。邓颖超后来回忆，走出草地时，她已经不像人样，刚刚走进一家藏民房子，就倒在满地的牲口粪屎中，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的模样以为她活不成，放声痛哭。
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在长征时只有21岁，懋功会师前后患了伤寒病，卧床不起。6月的天气，他身上盖着好几床棉被还觉得冷。他连天拉肚子，肠子的内膜都泄了出来，命如游丝。经当地一位老中医的调治，命总算保住，顽症却未能彻底治愈。
六盘山离奇死亡300余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并不可怕，当年囿于客观环境和医疗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则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也给指战员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回忆过草地时，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红二军团六师冒着雨雪翻越老则呷登山，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过记载：“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够恢复体力的，为什么会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洁白无瑕，况且大家都喝了雪水，为什么有人会死？谁能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让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会让身经百战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亚克夏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军剿匪部队137团在这里发现了12具17年前长征红军的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骨架旁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是什么无声无息地夺去了一个班建制的战士的生命？事后推测，凶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一件离奇的命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盘山时，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了300余人。红军保卫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调查数月，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证据。直到50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原来红军下山后，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泉水喝。没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气，与土壤中的钾、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