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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此后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机关陆续入城。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红军休整了半个月。
此时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他原先的豪华住宅人去楼空，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对遵义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开了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不过对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形成的决定，当事者的回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系统批判了前一时期错误的军事路线。朱德列举了此前领导的错误，认为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周恩来也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博古“让”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随部队继续行军，进入云南扎西境内后，在晚间宿营地连续开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博古不能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以主要精力指挥作战而不愿担任总负责一职。2月4日至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决定反攻遵义外，大家又议定博古将党的总负责职务正式交给张闻天。
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再占遵义的胜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摆脱了几十万追敌。
张闻天主持中央的具体事务后，遇到重大事务，不仅首先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注意召开会议集体商议。
毛泽东指挥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有些领导人对部队往来迂回多走路不理解。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半个月后红军抢夺泸定桥，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陈云到达上海后见难以活动，便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的情况。
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前来参加。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有意拖延。
为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然而红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接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长征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决定向那里进军。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作为总负责的张闻天征求到会者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到陕北落脚。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体现出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高度团结，不仅使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大发展和东征、西征的胜利，随后又迎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军长征。
【点评】民主决策经受考验
在长征途中，中央的会议大都在紧张行军中召开，一些被当事者称为“飞行会议”。因缺乏原始记录，回忆录中说法存在着某些差异。不过这些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却很明确，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回顾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体现出民主决策的极端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二章 转战贵州（1）
——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还同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争论，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在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
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不过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并非战略“转兵”。正因为如此，红军从通道出发占领黎平县城后，在那里就进军方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黎平会议再起争论
通道转兵后，红军避开敌重兵，三天后便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称病未到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转达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其他领导人也不愿再听取这个国际顾问的意见。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会议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各军团首长没有到会，不过知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