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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高龄的人啦,但说话的声音、底气和遣词造句的用心、讲究,一点也不比我差。起码要给她减掉三十岁!我想。她一口气对我这样说道:
“你虽然说写的是小说,可谁都看得出来,你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些人,就是我和李宁玉。是我但又不是真实的我!你去问问九泉之下的李宁玉,我是不是那样的?事实完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那个情报根本不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而是我!你知道吗?”
是她?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我的不信虽没有说出口,但跃然写在脸上。
“你不相信是不?”老人家看出我的疑议,“你认为我想抢功劳?我要想抢功劳会来台湾吗?应该留在大陆当英雄才是。我不要功劳,我只要事实,情报就是我传出去的,这是事实,我不允许你们颠倒黑白!”老人家又是朝我一顿连珠炮,“告诉我,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诬蔑我?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姓潘的那个老不死!”
她指的是潘老,我不敢否认。
看我点头,顾老哼一声,狠狠地说:“这个老不死的,我猜就是他!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有金子都往自己人脸上贴!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其他人都是汉奸、走狗。卑鄙!无耻!姓潘的,我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我叫天劈你!你这个老骗子!老滑头!”
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好在她女儿在场,及时劝阻,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平静下来后,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你写的东西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能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通过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为什么?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放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了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送尸体出去?难道不送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信任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肚子里,子宫里,哪里不能藏?如果要彻底检查就必须开膛破肚,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完!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送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是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把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李宁玉的同志只要一见她的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和了解的世界。但正如老人家所言: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现在,我决定重新写这个故事,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不尊重历史。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
静风(1)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其实风总是有的,有空气流动就有风,只是当这种流动小到一定程度(0。2米/秒),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我觉得,除了跟该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是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落成的,我想如果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1691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了,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透了,谈的恐怕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顾老讲的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的,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不是什么新潮,更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或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