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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内地民众香港旅游潮，香港业界与社会不仅要善待内地的民众，而且要保护内地民众来香港时的利益，并让这些原则制度化。也就是说，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不仅要让他们领略南国旖旎的风光、海岛美不胜收的景观，知晓几百年来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底蕴及欣赏欧风美雨浸淫下的文化合璧，而且由于贸易制度的势差，香港仍然是内地民众的购物天堂。笔者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内地，对两地一些商品的价格略知一二，如果在香港购得一些黄金首饰、电器产品、名牌服装等，足以抵消来香港旅游之费用，而且其商品更是货真价实。而对那些有意来香港购物者来说，一定会赚得盘满（钵）满。而对后一类旅游者来说，更是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正因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保护内地民众在香港的利益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最近香港旅游业议会对9名内地旅客在香港所遭遇到的不愉快的事件的处理采取了有理、有节、有效率的方式，不仅使得该事件得到圆满的解决，使得受到伤害的内地游客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制止了有欺诈嫌疑商家的不良行为并向试图通过不法手段来牟取利益的业者提出了严重警告、减少了对香港旅游业声誉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内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对香港业界的有力鞭策、增强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的信心，而且对内地旅游业的发展来说也起到示范的作用，香港的这些游戏规则与处理问题的方式同样也是内地旅游业同行好好学习的东西。
不过，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内地民众香港旅游潮，面对着9名内地游客在香港不愉快的事件，尽管香港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尽管该事件在香港旅游业协会的干预下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也该是香港业者及香港社会对导致该事件的原因及现行的一些相关的旅游制度规则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尽管这次事件的发生是极为个别的特例，但是有没有诸如此类的事件早已发生了而没有让内地游客察觉到呢？因为，目前来香港的内地游客多是第一次来香港（或第一次跨出境），而所购不少物品的质量如何个人是无法鉴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受了骗或许还蒙在鼓里呢？而当他们发现受骗时为时已晚。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对香港旅游业的恶劣影响是无可复加了。可是，香港的业界及香港的社会对这类事情曾检讨过吗？
还有，香港一向以制度健全、规则完善而著称，但是任何制度安排及游戏规则都是不完全的，对于这些不完全的制度安排，香港业界及香港特区政府要做的不仅在于如何保证现有的制度规则得到有效的实施，对于那些敢以身试法者给予严厉的惩罚，促使这些业者不可越现行规则雷池一步，而且还应该提供那些处于信息严重弱势的内地游客更多的相关信息。香港的旅游议会及政府不仅要提供给内地民众关于香港旅游的规则，让内地民众知晓自己到香港后的权利与责任，也应该向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商品（特别是内地民众来香港后最普遍的购买的商品）的信息，以便让他们在购物时进行比较与选择。如果这样，可以减少内地民众在香港购物时可能受的欺骗。这些都是香港特区政府及行业协会应该提供给内地民众的公共品。还有香港导游的素质问题、内地民众的“捆绑”旅游的问题都是香港旅游业界应该检讨的事情。
目前，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最大的困惑就是过关的问题，特别是在罗湖过关，几年来一直是问题重重，每次到罗湖过关都是一次难以挥去的噩梦。特别是近段时间来，问题则越演越烈，到了人们难以忍受的程度。试想在那闷得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等上几个小时是什么滋味？由于罗湖口岸的过关环境十分恶劣，笔者一向以来都尽量避开在此过关，但前不久，一个在深圳的朋友要笔者到深圳谈点事情。事情办完后只好到罗湖过关。但当笔者一进入摆着长龙的困局之后，就后悔莫及了，整整几个小时就在那种煎熬中度过。在那几个小时里，笔者总是会想，不知有多少人在此耗费了精力与时间啊！而且如果是第一次去香港的内地游客，经过这样一折腾一定会游兴大减，这样的经历给谁会带来愉快的体验呢？
目前，深圳这里一直在强调是因为罗湖海关的改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但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么大的改造工程应该在几年前就规划好了，难道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就没有考虑一点民众的便利吗？在内地，那种排队等候的事情早已成了历史了，但是罗湖过关排5个多小时队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对于这样的严重失职事情，内地民众看在眼里、气在心上，就是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香港政府及香港旅游业界只是明哲保身，他们就没有权力与义务与深圳市政府协商、向中央政府反映吗？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为，而没有人在为之。
总之，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内地民众香港旅游潮，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业界可做与能做的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是香港政府及香港业界应该多问一问自己做得怎么样？如何不断地来改进？这样才能创造出吸引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的好环境。
（2002年5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7节 从哈尔茨报告求解香港失业之道
化解失业问题，好像是现代各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顽症之一。无论是国内还是香港，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是如此。最近中央政府召开了就业与再就业全国工作会议，其规格之高，出席者之权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失业问题之重要性。对香港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失业率持续攀升，这不仅表明了香港失业问题的严峻程度，而且也反映了香港政府对解决失业问题的束手无策。
在欧洲，化解失业问题的承诺往往成了政治家能否竞选成功的关键。1998年10月施罗德为了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曾以豪言壮语要把德国的失业率下降多少，以此赢得选民选票。事实上施罗德新政府上台后确实是尽心尽意地在化解德国十分高企的失业问题。如采取降低劳动力价格、降低雇员和雇主共同分担的社会福利保险费用、加强就业培训等。到1999年夏季，困扰政府多年的失业问题有所缓解，失业率从年初的11％下降到93％。随着2000年德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德国的失业率更是下降。但是从2001年德国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数又急剧增加。到今年初又恢复到1999年初的水平，失业率达到11％。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如果施罗德不能在化解失业问题有所作为，他在9月份的竞选连任就会落空。因此，还是在5个月以前，施罗德推出了以彼特·哈尔茨为首的15人专家委员会，任务是就劳动市场改革提出建议，力争在3年内将失业率降低一半。
经过几个月调查研究，8月中旬哈尔茨委员会正式向政府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革德国就业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失业率的报告。这份长达343页的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调动个人积极性，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该报告建议成立“就业服务中心”；而“就业服务中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社会救济、青少年管理、住房管理等机构涉及失业部分的权力集中到一起，使它成为失业者服务的总归口单位，实行一条龙管理。企业应该将所有职位空缺向就业服务中心报告备案。
该报告规定失业者在离开原工作岗位后应立即到“就业服务中心”报到，否则将被扣减失业救济。也就是说，为了失业者尽快找到工作，失业者一旦被辞退；“就业服务中心”就积极地为他们寻找新工作。而且领取失业救济金者不能以某种理由（如工作地方离家太远、工资太低及大材小用等）拒绝“就业服务中心”介绍的工作或拒绝再就业培训。总之，哈尔茨委员会方案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大力促进低工资岗位的就业，从严规范年轻失业者的再就业，从而减少他们对社会保障的依赖。对于失业者来说，哈尔茨方案意味着更多的强制就业，而对企业来说，哈尔茨方案减少了过去因劳动法对长期雇用关系法律保护而带来的工资负担，企业可能不用负担保险而雇用短期工和临时工，减少了企业经营风险。
与香港相比，德国无论是失业的规模还是失业率都比香港严重，而且这也是欧洲国家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顽症，哈尔茨委员会方案也就是要彻底改革德国就业政策，以便达到3年内将失业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而方案以充分地调动个人就业积极性，并强制失业者就业，这可能也是香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好思路。
美国“9·11”事件之后，十分疲弱的香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民众怨声载道。特别是失业问题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如政府在2001年施政报告中就许诺将投入多少资金，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议员们提出各种方案，借此来舒解失业者之困难，但是实际效果则不尽如人意。何也？关键是政府在化解香港的失业问题上并没有走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如通过对劳动力人口的有效管理、劳动时间的重新分配、职业培训而延后进入就业市场、提供就业的信息、增加就业机会、提前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等手段来促进就业增长，抑制失业人数的扩大。虽政府尽力而为都效果不大。
其实，这只看到香港劳动市场问题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其市场的另一方面。人们都可以看到，在香港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香港失业率持续高企，失业人口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香港的企业或家庭则不得不雇用大量外籍劳工，甚至不怕犯法而雇用“黑工”。而且无论是经济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失业人员领取综援的个案大幅增加。如1996/1997年度综援开支大幅上升47％，近几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些现象也就说明了许多香港人宁愿领取综援也不愿从事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这表明目前香港的综援失业救济制度肯定是存在着严重弊端的。因此，要解决香港的失业，首先应该全面地检讨及改革香港的综援失业救济制度。
正如哈尔茨委员会方案所表明的那样，改革后的香港失业救济制度不应该是现在的那种不愿工作的个人的“避难所”，而应该成为失业者寻找新工作的桥梁。香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德国的“就业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失业者提供种种再就业的服务，另一方面以立法的方式赋予该中心强制性地让失业者重新工作，也就是通过降低社会保障、“强迫介绍工作”等方式逼迫失业者去工作。这样不仅会增加香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而且可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减少外劳及“黑工”的出现。
总之，在化解香港失业问题上，能够从哈尔茨委员会报告中获得不少启示。
（2002年9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8节 “免签证”让香港开放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