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无从获得，国内大市场的形成也比现在更为困难。
就香港来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特别是在香港回归之前为英国殖民地统治之原因，香港没有进入国内推广普通话的进程中。很简单，同样是讲粤话的广东地区，只要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一般民众，哪一个人不会讲普通话呢？尽管他们讲普通话有讲得流利与不流利的程度之分，但是他们都能讲。在香港时，笔者曾经在一些居民家中住过，对于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能够说或听得懂普通话，不用问他们一定是从内地移居过来的。而正是他们有此种语言上的便利，他们则成了这20多年来香港与内地各种交流交往最为频繁的一群。同时，他们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中也是最为硕果累累的一群。但是，在中国普通话普及的进程中，香港则还在原地踏步。笔者1998年来香港时，不懂普通话的香港民众大有人在。即使是大学教授，同样许多普通话一点也不识，更何况其他的一般民众呢？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交往发生了一个质上的变化。这不仅在于政权转移所带来的政治权力上的变更，更主要的是不少20世纪80年代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业界精英开始事有所成，一大批学已成就的内地留学欧美的学人陆续进入香港各部门工作，再加上香港各行各业全方位频繁地与内地各业交流，使得普通话的重要性开始为香港人所认识。笔者是1998年初到香港的；笔者觉得就是在这几年，香港人对普通话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比如，在香港大学来自内地的学生、学者川流不息，到哪儿都能听到讲普通话的声音。也正因为这样，就在附近摆摊的老太太，她每天放一个小收音机在收听普通话广播。别看她年龄70多岁了，她告诉我，她学习普通话已一年多了，一年学习下来，效果挺好。笔者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努力。她直截了当地说，为了做生意啦。还有，笔者在香港大学时，笔者有什么事与办公室的几位同事交谈，他们总是用普通话与笔者交流。几年下来，有一个过去根本不会讲普通话的同事，现在也能说上几句了。还不止如此，不仅不少同事自己参加各种普通话培训班，而且在假期还把小孩送到北京接受普通话的训练。从这点点滴滴的事情中可以看到香港民众早已意识学好普通话对自己生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民众如何会花很高的成本这样做呢？
事实上，语言上的顺利沟通是人们交往中节约交易费用的重要工具。试想，如果两个商人要进行一笔交易，如果语言上不通，为了能够完成这笔交易，他只好请翻译了。而请翻译，既要增加成本，又在翻译的过程中花费时间，还有可能使信息的传递扭曲。这些成本与风险自然要让交易者来承担了。
1997年回归后，香港与国内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些交往完全超越了以往广东话为中心的地区，辐射向全国。为了使这种双向交流与交往顺利进行，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也就十分必要了。而在内地，普通话是民众交流与交往的基本语言。如果香港人能够学习好普通话，无论是香港人到内地任何地方工作与交流，还是内地任何地方的民众来香港旅游及进行其他交流都可以为港人在交流过程中提供许多的方便，降低在这些交流过程中的成本。特别是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中国内地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只有以内地经济发展为腹地，才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而要把内地这个腹地利用好，首先就必须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普通话是香港人减少交易费用最为重要的方式。
最近，香港立法院提倡讲普通话，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远远地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落后于民众的视野。因此，如何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在香港推广普通话已势在必行了。
（2002年1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44节 失业攀升预示着香港经济大转型
美国“9·11”事件之后，十分疲弱的香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民众怨声载道。特别是失业问题更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如政府在2001年施政报告中就许诺将投入多少资金，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议员们提出各种方案，借此来舒解失业者之困难。当然，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民众可以用选票来发表自己意见的社会里，无论是政府还是议员这样做都是十分理性的选择，都是希望以此方式来争取得到更多的选票。欧美国家是这样，香港也是如此。但是，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样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吗？它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大转型吗？其实，在市场体制中，失业是一种常态。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经济中，各种资源都会高速地自由流动，都在寻找自己更有效配置的地方。人力资源作为一个要素，同样需要自由地流动。而只有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才能有劳动力市场。而人力资源的流动就必然会有自愿失业或结构性失业的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古典失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然失业率（失业率为5％）的假说，也就是说明了失业是任何一种市场体制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就是说，无论是工人的自愿失业，还是被公司解雇，都表明了如果其要素仍然坚持在既有的职位上，那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力资源的低效或无效运作；如果人力资源要素所有者不对这种状况做出适当的调整，人力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说，在市场体制下，失业是人力资源配置调整不可或缺的途径。当然，失业对具体的个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失业意味着个人失去了发挥其人力资本的舞台，意味着个人或全家的生存条件没有保证。但是，从市场的角度说，没有失业，就意味着没有人力资源的流动，没有劳力市场。
目前，香港失业率攀升，应该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香港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大转型。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都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变化的。但由于产业结构的路径相依，即某种产业结构一旦形成，调整都是渐进及相当微小的。只有在经济环境发生了大变化，如一些新产业、新行业开始成长时，才可能对传统产业产生大的冲击，并要求传统产业向新型的产业实行大转型。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在传统产业工作的不少人员将面临大量失业的危险。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入世，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大变化，香港的经济环境也产生了巨变，这就要求香港经济从传统中走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香港经济正面临着从以往服务出口型经济向新经济的大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将有大量的人员从传统产业流出。由于这些从传统产业流出的人员文化知识、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无法很快适应新的产业或行业，他们的失业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香港目前的劳动力结构已经无法适应香港经济大转型的要求了。就目前香港失业人口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15～19岁的年轻人（占1/3）和45岁以上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少的中年人。而这两类人基本上又是政府近几十年来不合适的移民政策所导致的结果。由于这些人多是来自文化十分落后、经济水平十分低的内地农村，他们来香港后不仅在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活方面相当困难，而且由于原来相差悬殊的文化、知识、经济生活水平；使得他们更难融入香港的社会生活。而这样的劳动力结构要从传统产业流向新产业是存在不少困难的。目前，尽管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强职业培训，以便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化解结构性失业的问题。但这样做要达到预期效果并非易事。
因为，在一个以市场法则为依归的经济体制中，经济运作最好的手段是如何通过市场法则来让每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他们不仅能够以自己的约束条件如何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而且能够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他们从传统产业流出时，他们就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新经济下高新技术及技能的重要性。因为，市场会向人们显示，人力资源并非真正的过剩，而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人力资源过剩，而掌握新兴行业技术技能的人力资源依然是短缺的。这就会激励失业者与社会其他一些成员去努力学习，去掌握这些市场上十分需要的技术技能，从而为市场输送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但是，香港特区政府不是这样，政府希望通过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如通过对劳动力人口的有效管理、劳动时间的重新分配、职业的培训、提供就业的信息、增加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就业增长，抑制失业人数的扩大。如从1999年以来，香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失业者创造本非市场筛选出来的就业机会，如政府许诺不裁减公务员、提前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等，这实际上是以政府之力，人为地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自发过程。这种人为的方式，从短期来看，对减少失业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定会导致人力资源的误置，妨碍香港经济的大转型。
而这种人力资源的误置，不仅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源仍然会无效使用，而且它也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即个人失业并非“技不如人”，而是政府政策安排的不合适。其结果不仅个人不需努力改进自己的技术技能，而且还会形成对政府的完全依赖性。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失业问题的短期解决只会是昙花一现，长期看必将导致香港的竞争力下降，大量失业进一步增加。因此，目前香港要做的是以市场法则为依据，如何促使香港的人力资源重新整合，以便推动香港经济的大转型。
（2001年11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45节 香港公务员薪资该调或不该调
香港经济出现困难，民众怨声载道难以避免，特别是那些处于低层及失业的民众，更是有不少难言的苦衷。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公务员不仅手端“金饭碗”，而且在私营企业薪资屡屡下调之际，其薪资还微微上升。如果说，在市场体制下，公务员的薪资确实是物有所值，那么薪资水平高一点，人们也不会感觉到多大不公平及不满。但是，近期来，有些公务员部门效率低下的事件时有发生，香港社会各界对其公务员的薪资水平议论也就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
一般来说，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中，薪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它能够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不断地调整与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劳动力资源实现有效的流动与配置。但是，劳动力要素与其他要素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完全依附在个人身上，其资源的有效使用程度如何完全在于制度安排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全在于个人的主动性。如在国内的计划体制下，尽管那时人们的工资水平十分低下，尽管有些人会通过偷懒方式来分享自己的闲暇，但多数人仍然有工作努力的激励。这也就是说，薪资水平并非是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