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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一定要适合外国人口味”。他母亲的状况也开始渐渐不好，经常头痛、咳嗽、时而发烧。莫扎特无奈开始教别人作曲，跟他学作曲的小姐没学几星期就要结婚，所以停掉了所有的课程。这让莫扎特失魂落魄了许久，不是因为那女孩子的婚姻，而是为他要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
莫扎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更加沉默寡言。巴黎的朋友为他在凡尔赛宫找到了一个管风琴师的职位，条件是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呆在凡尔赛宫。莫扎特认为工资太低，并且要在城堡里无故浪费半年的时间，于是他推掉了。莫扎特不想只成为一个管风琴师，他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一份绝不亚于乐队指挥而且工资优厚的工作。一段时间下来，莫扎特开始无精打采。他渐渐开始憎恨巴黎，除了法国的书面法语和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之外，他憎恨法国的一切。此时，他妈妈的状况也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虚弱，他们的生活不仅缺医少药，而且难以为续了。母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煎熬，在那间黑暗潮湿的屋子里悄然离开了人世。母亲的病逝，使莫扎特悲痛欲绝，这是莫扎特在巴黎留下的一道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痕。在母亲逝世的两个星期里，莫扎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给父亲写信时告诉父亲妈妈病重，没有提母亲去世，并且说的更多的是好消息，比如他应宗教音乐会之邀写了《巴黎交响曲》等。过了时间不长，格林先生来找他，婉转地告诉他在巴黎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给莫扎特的父亲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的儿子过于老实，不够活泼，又太爱幻想，也太不懂成功之道。因为在巴黎，无名之辈是难以立足的，尤其在一个卑鄙小人飞黄腾达的国度里，你的儿子根本就吃不开。”确实如此，即便是在现今的巴黎，一个人想要成功，能力常常却是其次，而更多人是靠更为全面的手段和各项交际的能力，在巴黎要想真正完成一番事业而成功的人举步艰苦，如果他有高尚的品德，就更难能可贵。
格林先生为莫扎特买好了车票，但是莫扎特不愿意离开，他认为自己应该留在巴黎，如果那样的话，他“不会比皮契尼（见注）差”。另外莫扎特还有几个曲子钱还没能拿到，但格林先生给他预定车票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莫扎特带着无奈、伤感和失落，离开了曾经使他荣辱共享、爱恨交加的巴黎。
巴黎是莫扎特的伤心地，莫扎特上车后虽然发现格林先生为省钱给他买的是慢车票，他在途中因食宿还要花更多的费用，但莫扎特在巴黎的境遇，相比多年以后一位来自中国的音乐家的遭遇，算不上是凄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一位中国名声赫赫的民乐演奏家远赴巴黎，在巴黎举办的音乐会相当成功。但他没有想到热情过后的实际生活，巴黎的侨界对他留在异常冷淡，他又不忍舍弃所钟爱的专业而另图发展。但他的性格又不忍耐华人乐团的“廉价使用”。这位已年近不惑的演奏家，朋友寥寥，语言也不通，逐渐地衣食无着。他一开始住在教会免费的公房里，后来住期已到，只能与流浪汉为伍，他流落在地铁卖艺，吃过街上的赊饭。他在巴黎呆了十年，有一大半时间被收容在精神病院。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位先生出国时所在的中国著名的民乐团来巴黎演出，当金色的大厅里响起中国民族的乐曲时，他在大厅外久久地徘徊，最后终于下决心抛开那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自尊，他走进了使馆。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回到国内。经办此手续的使馆的老师和我谈起，说他回国后举办的几场音乐会都非常成功。这位老师回国述职时，他们又相见，离别续旧，谈起巴黎，恍如隔世。2003年我回国开会，向同学问起这位长辈，同学竟然说他已于在三年前病逝，得的病竟是忧郁症。我想肯定是巴黎的悲怆让他终生失落，即便国内的激扬也摆不掉他梦中早已刻骨铭心的痛苦。巴黎的创伤是抹不平的，巴黎是他的伤心地。
现今，你走在巴黎的地铁里，也常会听到另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另一位吹管演奏家阵阵清脆的笛声。朋友说这位音乐家十几年前随国内的乐团来巴黎演出，因为不想回国，便滞留未归，他性格中有艺术人的孤傲和志在必得的雄心，但多年的磨难，使其除偶尔打工之外，只能在地铁卖艺为生。朋友说警察嫌他的唢呐声音太噪，于是他把唢呐换成了笛子。当我每次走过巴黎沙特莱地铁站时都不由自主的匆匆急行，没有给过他一法郎，也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怕伤他的自尊。这位同仁在地铁里常吹的一首曲子是《谁不说俺家乡好》，那悠扬的笛声夹带着凄凉情调，叫人不忍再回头。熟悉的曲调告诉人们，巴黎是他的伤心地。
文章将要收尾，我们再回到莫扎特。
在天才莫扎特的人生旅程里，他一生35年间，有20多年在父母的避荫之下。莫扎特五岁便开始欧洲巡回演出，歌德说他是“套上大人衣服、耍音乐把戏的可怜的小猴子”，莫扎特几乎没有童年。他的青春时期，虽然有过个人的短暂的自由，但社会的世俗又与莫扎特的艺术追求格格不入，莫扎特始终生活在社会和音乐环境之外，他没有欢乐的青年。莫扎特的壮年生活贫苦，穷困潦倒，他不得不拖着病体为生活四处奔波，莫扎特死后被草草扔到了贫民墓地，至今也找不到他的坟莹何处。莫扎特的一生，自天才少年，寂寞青春，再至潦倒的壮年，几乎都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但为人所庆幸的是，在莫扎特人生的各个时期，上天又是如此得厚待莫扎特，莫扎特音乐创作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期都才思如泉。从一生创作了数百部音乐作中，我们很少能听到像贝多芬那样的愤世嫉俗，像肖邦那样的忧郁感伤的情调。后人不能不承认，上帝确是为人间打开了一扇天窗，降下睿泽，不至使天才神童昙花一现，即便让他尝尽了人生的磨难，也并没有泯灭莫扎特心底那一片盈盈的碧水蓝天。莫扎特的音乐被喻为是人类最纯洁、最童真的音乐，是人间的最纯美的声音。莫扎特曾经说：“生活的苦难压不倒我，我心中的欢乐不是我个人的，我把欢乐注入音乐，为的是让全世界感到欢乐。”我们在倾听莫扎特的音乐时，不能不了解他的苦难历程，亦如浓茶，品苦而闻香，哪怕是他临终时未完成的《安魂曲》，也依然似童年私语一样的纯真和恬美。
文章将要结尾，我意外地发现莫扎特的巴黎住所离我巴黎国际艺术城的工作室竟然咫尺之遥，那是一座相当古老的建筑，古老的似乎已经沉睡不醒。六年前我初到巴黎时这栋老宅还在整修，2003年底古宅才旧貌换上新装。这栋老屋，现在已是巴黎行政上诉法院所在地，据说它是现今唯一保存的莫扎特的巴黎住所。
写巴黎，不能不谈到莫扎特；听莫扎特，不能不想到巴黎，这个令天才音乐家伤心和留恋的地方。
＊ 皮契尼（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在巴黎与格鲁克进行激烈论战。
一朵冬天盛开的玫瑰（1）
肖邦浮雕
一朵冬天盛开的玫瑰…花都谈肖邦
题记：一位画家为肖邦画下几张素描，他对朋友们说：“肖邦像泪珠一样的纯洁。”其实音乐家只说对了一半，肖邦的内心不仅“像泪珠一样纯洁”，也如泪珠一样的酸涩。
巴黎是肖邦的第二故乡。
巴黎的旺多姆广场，是肖邦生命走入尽头的地方。
这里如今还倍受法国人喜爱，原因有三，一是旺多姆广场周围有许多豪华的服装、首饰和
香水名店，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名流、艺坛名媛光顾于此。
二是在旺多姆广场的正中间，矗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立柱，立柱不是石质，而是用拿破仑统领法军在奥斯特利茨大捷中缴获的一千两百门大炮熔铸而成，它是欧洲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复兴的象征，所以法国和欧州的不少文人常常相聚在此，讨论文风，畅谈国事。第三，是旺多姆广场的西面，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丽兹饭店，它是英国王妃戴安娜生前时常下榻的地方，据说戴安娜从这里出发，在阿尔玛隧道遇
车祸香消玉损，踏上了迷一样的茫茫不归路。
肖邦生前便与丽兹饭店为邻，这是他在巴黎的最后一处住所。肖邦天性抑郁，患有肺结核病，肖邦搬家与他的病情极度恶化有关。医生建议他到一个安静、向阳的住所静心修养。
自从肖邦搬到这里来，他的心情反倒更加忧郁，身体每况欲下，这些都和他与乔治·桑的分手有关。
1836年，肖邦来巴黎第五年，经李斯特介绍，肖邦与乔治·桑相识，那时的肖邦年轻英俊、气质优雅，被人称为“肖邦小姐”。而乔治·桑个子矮胖，粗壮结实，有人戏称她“乔治·桑先生”。
肖邦和乔治·桑第一次见面，肖邦对这个喜欢女扮男装，雪茄也不离口的女人并无好感，他对朋友们说：“乔治·桑是这样一个讨厌的女人，他果真是女人吗？我深表怀疑。”
也许上帝就是这样安排，在现实生活中，肖邦与乔治·桑或是因为志同道合，或是因为性格互补，两人渐渐开始相爱，并且一爱就是十年。关于肖邦和乔治·桑的爱情故事，现今巴黎人仍众说纷纭。
有人说肖邦的成就得益于乔治·桑的支持，如果没有乔治·桑，肖邦的生活和艺术的发展都会更加艰难。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乔治·桑在精神与肉体方面的孜孜苛求，在信仰上的离经叛道，她的个性与具有诗人气质的肖邦大相径庭，都给肖邦精神上的极大压力。
肖邦和乔治·桑虽在一起生活，但内心的理想追求截然不同，因此导致了乔治·桑与肖邦的分手，也给音乐家的精神和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后人说肖邦之死，乔治·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管乔治·桑是“天使”还是“魔鬼”，现今巴黎人在谈论肖邦时总会提到乔治·桑，再说起乔治·桑时话题又往往会转向肖邦。他们俩人就像中国古语中所说的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侣冤家，时过百年，人们仍争论不休。
肖邦在花都的生活寂寞而孤独。1831年，二十一岁的肖邦离开波兰寄居巴黎。此后十八年，一直到他去世，肖邦都没有回过故乡。肖邦在异乡只能把“绵绵思乡情”寄托于波兰民族特有的马祖卡和波罗涅兹舞曲里，舒怀“游子久不归”的忧伤。
肖邦刚到巴黎时，一开始并未被巴黎人所接纳，肖邦在巴黎花都举办的音乐会，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到场。肖邦为此曾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理解我，我的心在以切分节奏跳动。”肖邦的内心忐忑不安，是因为巴黎不属于他的心灵家园。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整整六十年之后，波兰的另一位奇女子来到巴黎求学，她和肖邦在巴黎时的背景非常相似，祖国波兰处在内忧外患的战乱之中，他们虽然离乡去远，却心思相牵，她就是令世人崇敬的著名女科学家居里夫人。
居里初到巴黎生活异常困难，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竟然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即便是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也还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居里夫人一生都没能进入代表法国科研机构最高荣誉的法兰西科学院，她在花都阡陌始终孤独地开垦着自己的精神园林。
无可否认，居里夫人和肖邦都是把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