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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来呢？”蓝煜星开始担心谈新权的命运。这样一个敢作敢为而又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那个时候代，可是极其危险的。
“后来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有些年龄大的人，经常会把六零年挂在嘴上，你有印象吗？”谈新权问了一句。
“我听说过。”蓝煜星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如果谁吃饭的时候糟踏一点粮食，或者是吃饭挑食，爷爷马上就会说：“要是放在六零年的年景，就会怎么怎么样。”还有，上次和晶晶一起回家的时候，也听爸爸谈起过六零年。
“那时候，是天灾加人祸。人们没有粮食吃，就吃野菜、树叶，野菜、树叶吃完了，就吃草根、树皮，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人吃观音土，其实就是泥巴，人吃的，比现在猪吃的都不如。很多人就这么饿死了。六零年我回家，生产队里，还有几条牛，牛是不能杀吃的，杀牲口犯法。那几条牛的任务是，每天早上，拖着一个犁拖子，就是一个四方方的木头架子，底面很光滑，有点像雪撬。犁拖子上面放的是前一天晚上村里饿死的人，用个草席子包一下，就拖到野外给埋了。我爷爷，就是那时候死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回去给爷爷奔丧。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一幕。爷爷身材算是比较高大的，接近一米八的个头，死的时候，居然只有四十多斤。全身，除了皮就是骨头。你能想象出来吗？一个一米八的人，居然只有四十多斤。”谈新权说完，掏出手帕，在自己的眼角擦拭着。这是蓝煜星第一次看到谈新权掉眼泪，以前，他绝对想不到，像谈新权这样的人，居然也会掉眼泪。心情，却跟着谈新权沉重了起来。
“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在电视里看到一些非洲难民的报道，那些孩子，一个个骨瘦如柴，脑袋长得特别大，很恐怖的样子。六零年的时候，咱们村里的孩子们，就是这个样子，有些看起来比他们还可怜。”通过谈新权的描述，蓝煜星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出那一幕了。
“可是，就在咱们国家，那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种粮食的人饿死了，可城里人，那些不种粮食的人，却活得好好的，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谈新权又问了蓝煜星一个问题。
“不知道！”蓝煜星摇了摇头。
“很简单。城里人有供应。当然，那会城里人的生活也不好过，可比起农村人，却是天堂了。他们能领到粮票，有了粮票到粮店里就能买到粮食。开始的时候还能买到大米白面，后来就买不到了，只能买到一些谷子啊高粱啊玉米啊之类的粗粮，到最后，粗粮也买不到了，可还能买到红薯面。你吃过红薯面吗？”
蓝煜星点了点头，吃红薯面应该是属于范志杰的记忆。范志杰小的时候，农村依然很穷，很多人家也吃这个，就是把红薯切开，晒成干，然后磨成面粉，可以熬稀饭或是贴饼子，黑乎乎的，很粘，吃了以后胃容易泛酸。
“现在人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不愁吃穿了。记得有一年，晶晶从学校回家，在街上买了几个红薯面和野菜做成的窝头，拿回家让我尝尝，说补充维生素，当时就被我扔了，还被我训了一通：大米白面吃腻了，反倒想吃这些东西，好日子过多了，吃饱了撑的。后来想想，是错怪她了，她哪吃过这样的苦啊，怨不得她。”说到这里，谈新权目光迷离，他的心绪，已经完全沉浸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了。
～第三十一章 蓝图～
“三年自然灾害给我的震动很大，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前两年，有一位研究生学历的党委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现象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后来，我开始反思自己当初的选择，城市和工厂，虽然一样缺人才，但还是有一些大学生的，毕竟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了城市。农村呢？农村什么也没有。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农业怎么能发展，农民怎么能富起来？就靠咱们国家人均不到一亩的耕地吗？当我开始关注农业生产的时候，我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的。在五六十年代，咱们国家普遍农业生产水平比起明朝的时候，居然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进步，四五百年的原地踏步，实在是难以想象啊。”说到这里，谈新权痛心疾首。
“后来，您就上了第二次大学是吗？”聊到这里，话题已经进入了蓝煜星可以知道的范围，他看过谈新权的简历，谈新权的专业是水利工程，因为在学校期间受到排挤，所以，并没有毕业，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政策，他才回校补考了剩下的科目，取得了本科学历。而且，他在河西村的时候，最早也是靠兴修水利起得家。当时老杨说过，他规划的农田水利项目，每一张图纸，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成。如果没有相当扎实的专业知识作后盾，那是做不到的。
“不错。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以后，我找到了当时镇中学的校长，也是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我的恩师。和他谈了我的想法以后，他很支持，就给我重新办了一个学籍。那时候学籍啊户口啊什么的管理很松，根本不象现在这么严格，农村连派出所都没有，户口都是生产队和大队在管理，所以，很好办。第二次高考，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水利专业，可就在上学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的思想观念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次变化，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谈新权眉头一皱，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
“您指的是大学肄业的事吗？”应该是，蓝煜星听老杨说过他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参与文革不积极，最后被下放到河西村的事情，相信就是谈新权现在所说的了。
“差不多是。我再次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又曾经有过工作经历，处理事情自然比一般的同学要成熟许多，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就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为班长，后来又进了学生会。大四开学，原有的学生会主席毕业，我做了新的学生会的主席。可是不久，文革便爆发了。开始的时候斗争相对要简单些，串联，写大字报，背毛主席语录，我还是很积极的；到了第二年，局面就开始混乱不堪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教授被批斗，甚至被迫害，大量在建国以后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老科学家，居然被冠以敌特的帽子，这让我对这次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动摇了。后来，终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我的一个老师，一个著名的水利专家，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经济待遇，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毅然回国。十余年里，他不仅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水利专业人才，而且参与了大批重点水利工程的建设，每个月却只拿几十块钱的工资。对他，我是十分崇敬的，在和他相处的几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受到他那颗拳拳赤子之心所感染，所激励。而且，老人的身体状况极差，在打成敌特之间，他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工作一线，用他可以用小时来计臬的余生来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这样的人，会是敌特？他图什么呀？打死我都不信。所以，在他被批斗的时候，作为校革委会委员的我据理力争，结果你自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因为我根正苗红，既是贫农，又是孤儿，占了不少便宜，而且身边也团结了一批人，那帮造反派们也不敢拿我怎么地，所以，就编了一个由头，把我当知青给下放了，让我到P县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呵呵。”谈新权一声苦笑，不知道是在笑自己，还是在笑那个荒唐的年代。
“后来您就到了河西村了是吗？”蓝煜星现在是在用询问来鼓励谈新权说下去，这句话属于典型的明知故问。
“是啊！不过，先不谈在河西村的事情，那时候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我被下放，对我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从前，我一直以为，要想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首先就是要有学问，有技术，所以，建国初期我学工科，后来感觉农村有问题，又学水利，这种观念影响了我十几年，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如果想做点事情，仅靠知识，靠技术是不行的。”谈新权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的转变。
“那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蓝煜星一边猜测，一边问。
“权力！”谈新权十分坚决地说出了这两个字：“这就是政治！你要懂政治，要有权力，才能顺利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才能不受约束地推行你的想法。没有权力，你就是有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是一颗棋子，别人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如果你不服从权力的支配，那么，你就被会被遗弃，你就会被那只权力之手从棋盘上拿开，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因为我不懂政治，没有权力，我学了冶金，却不能如自己所愿为国家煅炼优质的钢材，只能去指导别人怎么用宝贵的铁矿石去炼那些比垃圾还垃圾的蚂蜂窝；我学了水利，也不能参与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设计，只能下放到农村种田，去割麦子，去放牛。”
“可你学到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用，后来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不是吗？”蓝煜星感觉谈新权的权力观似乎有点问题，当即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的，那是因为我有了权力。哪怕只是一点点，只是一个比芝麻还小的小官，但是，有了这点小权，我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我权力范围内的一切。这样，我才有机会去兴修水利，兴办工厂。河西村的实践，是有限的权力和知识嫁接在一起绽放出的一朵美丽的鲜花，却又因为不可抗拒的权力最后结出了一颗苦涩的果实。老实说，河西村的村支部书记，是我做过的最小的官，却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我敢说，那时候河西村的水平，绝对是全国农村第一。那时候都在说农业学大寨，大寨怎么啦？大寨能比得上河西吗？差远了。”提到了自己一生最满意的作品，谈新权的自豪感不知不觉地便流露了出来。
“那你一开始到河西村的时候，因为拉大车，脚心都被戳烂了，并不意气用事，而是有意为之？”蓝煜星渐渐感觉到，肄业之后的谈新权，有了权力欲的谈新权，已经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单纯了。
“那倒也不至于。不过，你说得也不是一点点道理都没有。”谈新权回答得很坦率，此时的他，酒意已经十分明显，舌头似乎有点发硬了：“那时候的我，本来就血气方刚，一腔热血，男人嘛，流点血受点苦算得了什么？我是不服那个气，凭什么农民们就敢赤着脚在麦茬地里走，我们就不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一样能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就是因为我的这种勇气，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拥护，后来，我才能被推举为大队书记，才能有一番作为。所以，你说我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这样做，也不能说不对，事实毕竟导致了这个结果。”
“那后来出了事情以后，你不后悔吗？”蓝煜星有一种判断，是不是文革时期谈新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