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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文学概论》的扉页写道：生命就如一段树枝，干枯的还是新鲜的，都有一不小心就折断的可能。
封校的那段日子，校园里一切不再那么光鲜新亮。花坛里的杉树耷拉着脑袋，在四月的风中有气无力地喘息着。我们就像关在巨大的水泥笼子里的猩猩，生活得笨拙而又迟缓。日子简单的只剩下吃饭睡觉量体温喝中药。我们像完成一个仪式一样拿出杯子，那张了无生气的脸便在褐色的液体里一漾一漾的。没有其他的表情。除了麻木和一丝隐忍的恐慌。
课也不怎么上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眼睛紧紧盯着的，只有死神，周围的花草钱权再也进不了他的视线。他的脑子早已被求生的本能涨满了，他在瞅机会，瞅机会怎样绕过死亡。
有些病毒是横冲直撞的，它来到你身边的时候毫无征兆，连一个心理准备的机会也不给你。我们张皇失措，我们睁大眼睛，左逃右躲。我们双手合十祈祷上苍不要让噩运撞上自己。
我清楚地记得，是从4月20日开始封校的。我们学校有三个校区，这可苦煞了那些校内外相隔的恋人，他们一个在铁门里面，一个在铁门外面，手彼此紧握。那可怜的门卫老头，整天就看着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悲愁的单调场面，日子久了，也弄得多愁善感的。
男生楼首先开始躁动。他们用疯狂的变了调的声音喊女生的名字。他们把书本一张张撕下来折成纸飞机，瞅着有女生经过的时候，猛朝楼下掷。他们在校园里旁若无人地大吼：他妈的，老子快憋死了。杭爱打电话过来，卓雅，有种咱们今晚一起翻墙出去放风？我说算了吧，干吗弄得像要私奔一样？杭爱说真他妈没劲，就这样闷在这儿，还不如让我染上“非典”。我笑了，有点歇斯底里，杭爱，你真他妈牛！
晚上，我经常爬上顶楼，坐在栏杆上。很难找到一个比顶楼更适合我的地方了。人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不愿开口说话就不必开口说话。我牛B得像个国王，安闲自在地坐在那里晃动着自己的双腿。手中燃着的是“三五”，有一搭没一搭地吸上一口，让一切从眼前掠过，什么都看不真切，我却心满意足。
在校园里碰到张维，我告诉他最近是如何颓败地过着。他说，你们这些孩子啊，遇到一点事儿就沉不住气了。他竟然觉得我们是孩子，还把“非典”这一牛B哄哄的名词就用一“事儿”代替了。他的话，总是有些意外的声响。我问他可不可以借给我几本书。他从包里掏出纸和笔，你记下来吧，我明天带给你。
也就是在“非典”时期，我看完了从张维那儿借来的《荆棘与花冠》，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论丛”之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索尔仁尼琴、索尔·贝娄，还有诺贝尔那隐没在巨大成功之后的潮起潮落不完美的爱情。
突然觉得很悲哀。上帝左手拿着爱情右手握着事业仁慈地问孩子你选择哪一边。有些人，以雄霸天下的姿态把两边都揽向自己。于是，他们怀揣一颗壮志雄心，在爱情的曙光里早出晚归辛苦劳作。终于有一天，他们可以站在事业的树梢上高喊我赢了的时候，才发现支撑自己的那缕光亮早已暗淡到岁月的山那边去了。于是，金庸在刀光剑影古玩暗器中享受四面八方的爱情，莫文蔚也只能在花车上深情地歌唱那惊心动魄的曾经。王蓉闭上眼睛独自陶醉着这样的词句：我不是黄蓉，我没有武功，我没有靖哥哥完美的爱情……这其实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一群啊！有几个人能像金大侠笔下的郭靖那样乐呵呵地笑着，自叹傻人有傻福呢？
下午去宣传栏看有没有我的信件，只见一群人在那儿嘁嘁喳喳议论着什么。走近一看，是一则通告。他们个个都很兴奋，原来是我们要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这门课。由此可见，校领导的脑袋还没完全锈逗，用郭小四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的脑袋还没被门儿挤过。封校的日子，是应该找点感兴趣的事情来做的。听说湖北的高校里，还没有几所开设这门课的，我们竟有些洋洋得意。1994年北大率先把金庸搬上了讲坛。北大在中国，一直充当着一个资深导游的角色，而其他的高校，充其量也就是一游客，总跟在带头大哥的屁股后面看北大指点江山然后点头称是。不过，在这方面，北大做得的确出色。不说霍达笔下美丽到心痛的未名湖，不说北岛海子戈麦这三位才光耀眼的短命天才，单单看看北大早期推出的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就可以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我想，这诗句在幾米笔下，至少也是美丽凄凉的，而且还有隐隐约约的期待，从那扇吊着蓝窗帘的窗口悄悄地溢出来。
我提溜着红色的米奇包走进主教学楼东面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座无虚席，听课的人数不亚于上次听王一川的专题讲座。王一川放下中国第一个文艺美学博士的架子从北师大千里迢迢来到武当山脚下汉水之滨的这所寂寂无声的学院，着实让我们感动了很久。
他来的时候，还是春寒料峭的。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看不出是什么牌子但是很挺阔。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要平和，个子不高却是精神抖擞的。一开始他讲了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反全球化也是一种趋势。他谈到金庸，谈到他那让中国文学界骚动不已的现当代作家的排名。排名中出现张爱玲、沈从文，这是众望所归的。金庸却坐上了第四把交椅，这让人们有些意外。他说那样的排名只是他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中国文学界这么重视，说着说着，他苦笑了。以至他后来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一直在揣测他苦笑的原因。我觉得搞文学研究搞出名堂的人或多或少是有些偏激的。葛红兵是个典型，他的那份悼词同样是张牙舞爪的。他第一个哀悼的人物就是鲁迅。我们都觉得他特牛，他简直是个疯子，不过我很喜欢他这样。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那个年轻的讲师总是一遍遍提起葛红兵，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那讲师还说葛红兵是他同学什么的，那以此类推，我现在也可以告诉别人，葛红兵是我老师，至少是师爷爷。这样的话，我是连张维一块儿骂了。张维是我老师，葛红兵是张维的导师。采用顺藤摸瓜的方式，还是不难摸到一点蛛丝马迹的关系的。
葛红兵的《沙床》我看了不下五遍。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感受。这书名大概是从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挖掘出来的。据说，我是那个巴掌大的小城里第一个看《沙床》的人，因此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特牛B。张维去了上海做了葛红兵的文艺美学研究生。在MSN里我问他最近忙什么，他告诉我他老板（这大概是一种很流行的称呼，因为陈章良的学生也叫他老板）要出本书，他也跟着瞎忙活。我从他那儿已经知道了那本小说的梗概。
5、谁来给我过生日（2）
我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市中心的纵横书屋看到那本《沙床》的。我几乎是奔过去，从书架抽出这本书的。当时的动作很迅疾，有着日本武士抽出弯刀剖腹自杀的凌厉。书店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死死呆呆了无生气的。他早就认识我。高三的时候我写那篇《蓝色喝彩》，也到他的书屋找过一些资料。我还记得他当时听说我要找毒品方面的书籍时那两个占满恐惧的黑洞洞的眼窝。我还记得他听我气喘吁吁说出书名的时候还倒退了几步。害得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一脸温柔地解释说我并没坏到那种程度。我虽然是不良少女，但还是知道海洛因他妈的是个魔鬼。
这个人很出名吗？书屋老板用含糊的声音问我。
是啊，是啊，葛红兵近几年已像十月的柿子红透了。他的主打曲是《为二十世纪文学写一份悼词》，《读者》上有很多他的文章，都是很棒的那种。我一口气说了很多，才发现老板的眼神是淡漠的。真他妈无聊，他想要的话只有一句：《沙床》到底畅不畅销。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帮人帮到底。我告诉他，《沙床》会火起来的。听了这话，他的眼神由淡漠又变得失落了。
唉！我去武汉进货的时候就拿回了这一本小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回可亏大了。我没等他结束他的絮絮叨叨，掏出二十块钱拿着这本书屋里唯一的一本《沙床》离开了。我忘了，其实这个书屋的书是可以打八折的。
是同学们的掌声让我停止思考王一川苦笑的原因的。两个小时过得很快，我还意犹未尽，同学们已蜂拥而上找王一川索要签名了。我就傻愣愣地坐着，镁光灯在我面前闪来闪去，很多人高举着相机对着王一川咔嚓个不停。不知道柳儿是什么时候坐到我身边的。她兴奋得脸都红了。卓雅，王一川真牛啊，知道卫慧知道棉棉知道朵渔知道九丹。我机械地笑了。这就是我们学院的学生渴望要的答案。他们就像背文学常识一样记住了卫慧与《上海宝贝》，棉棉与《棉花糖》，还有九丹的《乌鸦》以及朵渔的《不是干是搞》。我不知道柳儿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只知道那会儿我特别想哭。王一川，是再也不会来这所学院了。我在未来的哪一天才能认认真真再听一次他的专题课呢？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坐在我身旁的阿布突然梦呓般道，没搞错？竟然是他？我抬起头，顺着阿布的目光看过去。我看见了张维！他的头发估计才做了处理，留下的是崭新的发迹。蓝色牛仔裤。纯棉的白色T恤。真有点怀疑他有没有三十岁。
好了，同学们安静一下，以后我们要共同学习《金庸小说研究》这门课程了。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在座的各位对金大侠有比我更透彻的了解，看来，以后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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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张维写字的姿势，随意中略带些张狂。
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同样是一如既往的凌厉。
小龙女与杨过在一起会不会幸福呢？我坐在最后排一脸淡漠。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久呢？幸福没有出口永久有多久。小龙女与杨过有着山盟海誓有着死心塌地，十六年的等待也熬过来了，真的在一起了，会幸福吗？生活不单单是情话是相互依偎。他们的爱情因为聚少离多才甜蜜，真的相厮相守了，一定也会是磕磕碰碰的。阿布说卓雅想什么呢？我说关于现实。我是头脑难得清醒的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精确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但张维的这个问题却让我展现了我骨子里除了冷漠的另外一种东西。我自己竟有些意外了。突然有些害怕，至于怕什么，我不知道。它或许是一种感觉一种隐隐存在的可能，或许什么也没有。
听说张维曾想过要报考金庸的研究生，后来又放弃了，转攻的是葛红兵的文艺美学。张维除了剖析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外，还分析了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情感。青梅竹马义结金兰一见钟情单恋单思日久生情等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在这个大而无当的年代，高楼林立铁门紧闭去哪儿弄竹马也成了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大多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独来独往，这就凸显了义结金兰的优势。